33载岁月，如花走过（一）

33载岁月，如花走过（一） 或许是某种天定的缘分，我是伴着教师节长成的教师，1985年国家设立教师节，我们走上了教育岗位，伴着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我们开启了毕生教育的航程。伴着第33个教师节的来临，我们也走过了33年的粉笔生涯。当现代教学手段的飞速发展让粉笔退出教学江湖时，我们的如瀑青丝也变得驳杂，花白中透出温暖慈爱的光彩。33载岁月啊，由青涩的少年走向铿锵的中年，而今正缤纷着晚霞般的流金岁月，多少的希望、多少的奔跑、多少的抗争、多少的挣扎、多少的迷茫、多少的解脱、多少的奋起、多少的和解、多少微笑、多少的幸福，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一段日子用生涯来诉说就代表着久长，代表着经历，代表着沧桑。回顾33年的时光，有长久，有沧桑，却缺少了经历。33年回头望，原来自己走得那样潦草，足迹呢？光芒呢？心动呢？眼泪呢？似乎在，似乎又啥也找寻不到。那样鸡零狗碎满地鸡毛，从昨日夜晚思至此刻，记忆中的尘埃被擦拭，一件件闪出莹莹的光芒！33年我从天台到土门中学老校区，再到过度校区，最后到而今的新校区，就这样画出了人生轨迹。我不是高明的故事家，就让我以教学的站点来拾取那些曾经的日子。
天台初中：种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还记得第一个教师节，领导召集我们在天台乡礼堂集会庆祝，领导致词的第一句就让我们笑喷了。“今天，全国教师倾巢出动……”，不知是领导故意幽默还是真的用错了词，反正当时一本正经，记得当我们从对岸的乡政府赤足涉河回到学校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个装有“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的贺卡的相框。红底金字，十分庄严。那时那刻内心激荡着一种神圣的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灵魂的工程师？”。记得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走入教室，面对学生时，总觉得自己带着神圣的光环，讲课声调昂扬铿锵，注视学生满面笑容。当然，年轻的我是容易澎湃也容易健忘的，过了一段时间就快乐着自己的快乐了。

那时我是唯一的未婚女教师，学校的音乐课理所当然都是我带，其实我在学校里学音乐的天分真不怎么高，可是交给你六个班一周六节课几百个学生，你得让音乐课唱起来。那时貌似是没有音乐教材的，于是第一学期我把在师范学校里学的流行歌教唱了遍，什么《童年里的小摇车》《兰花草》《小草》什么的，每节课让我弄得歌声飞扬，当时我不知道，学校没有音乐老师，学生也从没有学过什么歌，所以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来了学校才有了歌声。当然，刚当上教师才十七八岁，那时初中允许复读，初二初三的孩子往往比我小不了多少，调皮的便拿我不当回事，故意捣蛋，你去正儿八经批评他，他们几个就是噗噗地笑个不停，最后没法，我就请他们到寝室门前，我边做我的事，边逗他们笑，一停下不笑了我就又逗他们，刚开始他们很开心，不停地笑，慢慢天黑下来了，同伴们都回家了，我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逗他们笑，渐渐地笑不出来了，我却越发笑得灿烂开心。最后他们发现了我的阴谋，一个个苦着脸求我原谅他们，保证再不捣乱了。就这样，课堂氛围总算正常了。

开过年就是下学期了，学校里会的歌很快教完了，我开始订阅《流行歌曲》杂志自己学歌，简谱会一点，有时一些复杂的切分音唱不好，还去请教师兄们，就这样我的生活大多数时光是伴着歌声行进的。我们的歌声不仅在课堂，而且也常在晚上闲暇时光中。那时用电是很不稳定的，大多数的时候晚上是没电的，而点灯的煤油还要凭计划买，偶尔买一点儿还要备做饭用的燃料，非常舍不得点灯。没有灯做不了别的，那时住宿也没多少学生，晚上便聚在一起寻乐，那时单身的男老师很有几个，个个似乎都会一点乐器，像后来成为我老公的人会笛子，还有小刘的口琴吹得特别好，还有，唯一的一个结婚的年轻男子很会一点儿二胡，晚上黑定的时候，月光明亮就聚在树下，吹拉弹唱，边弹边歌，有时天暗或雨，就聚在一间屋子里，那个结婚的男老师就教我们跳摇摆舞或迪斯科。最嗨的时候我们把学校的一套打击乐器找出来，鼓号铙钵喇叭唢呐全都响起来，在河堤上由上敲到下，再由下敲到上，几个来回直到月亮西沉，万籁俱寂，才暗了声响，各回各屋，一觉到开明，推门一声高吟“请你借我一点爱”，新的一天便又唱响了行吟诗。

那些日子里没有培训，没有教研，似乎最常见的就是一年暑期开学前有一次集训会，在学期中间就没有人去管你，甚至也没有集体办公室，教师全是在自己寝室里办公，教学全是自己个体原生态的教育行为。我参加工作的那年，我的堂姑父调到我校做校长，我姑父是一个很严格严谨的人，有时喜欢借故去教师寝室查看教师的办公状态。那时我跟老公经姑父做媒正在谈恋爱，所以当然时时腻在一块儿，有一次，我们正在老公的寝室里呆着（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听敲门声很坚定地响了起来，老公用英语老师常用的招呼词询问：“who? who?
”语气强烈地问询几次也没回声，也没推门，老公只得去开门，打开一看，是我校长姑父，一下子，我们红了脸，姑父似乎也不自然，假装很镇定地跟我们拉了几句家常便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小心谨慎多了。
虽然是很自然散漫的状态，学校不存在什么管理，但大家都住校，平时家里有事也请假，从没有随意旷工溜号的。对每一节课认认真真地照着自己理想的样子组织教学，期末考试很神圣，成绩出来，每个人对全校每个班各科成绩都心知肚明，在心内比较各自教学的本事。那时，为了抓成绩，我们自己刻钢板，自己推油印机，记得当时钢板不便宜，一块钢板带铁笔要五块多，一盒蜡纸要三块多，而我记得那时我的工资才53.5元，似乎学校也从不把这当作办公用品发给老师，老师都是自备的。就这样，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添置的第一件昂贵物品就是钢板铁笔蜡纸。但拥有了这些东西，并不能就能刻出好看的试卷了，用力不均就戳破了，而且蜡纸上油印机技巧也很多，刚开始，我总是将自己的衣服，脸弄得像一个淘气的好吃孩子偷吃了什么东西，一脸的花猫的样子。慢慢地功夫出来了，钢板刻得又快又好，记得那年带三个班史地要参加中考，每天都可以刻印十多张试卷发给学生练习背诵。现在记忆里，第一的好成绩似乎是离不开刻板和油印的。
除教学之外，大家也常常暗自较量其它的本事，乒乓球篮球是最常见的。一有时间就打，打输了就买蛋心元大家吃。记得那时我和冬梅是这个队伍里的两个女生，慢慢地，男生队伍里也有个把两个不是我们的对手了，都是勤练的结果。我除了乒乓球，一口普通话却似乎天助，嗓音圆润清亮，而且咬字标准。记得有一次学生广播员生病，中午的广播不能继续，我亲自拿起话筒现场直播，记得那是我临场即兴广播，题目叫《文明之花处处开》，还没全部播完，广播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我一看，是校长，虽然一惊，我还是没有中断把话题播完。等我停下来，校长就对我说，以后的广播就你来负责，给学生指导要播得像你一样好。那时我才知道自己的普通话是不普通的，是让人惊艳的。后来日子里，又一次让我得意是冬梅进修的大学同学来学校玩，从我教室旁经过，驻足听了半天我讲课，后来冬梅说，同学说你讲课的声音比唱歌都好听。
那时的我们也不是特别苦，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生活，没有电，工资少，我们自己种园田，就在操场底端的柑橘园的树行间。种多少都随自己，一放学，各家各户都在院子里忙碌，我呢，比别人更能干，一来因为自己个大，有力，二来也因为老公重病之后根本用不了力，所以挖田，栽种，挑粪，锄草，我得样样自己来，不过那时也没觉得扛不过去，只是有时家务教学忙不过来，我就让学生站在园田边，我一边挖地翻土，一边就检查背诵。一圈的学生，老师边挥锄，边提问，还点评，哈哈！现在想想，不知那时的情景什么样，每每想起就忍不住笑。
那时的教学生活，似乎更像是陶渊明的模式，种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