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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兴衰：精英网络演变与帝制中国》
滿族菁英緊密嵌入「八旗制度化」的網絡中——所謂的「八旗」是滿族動員和組織軍力的獨特方式。滿族大獲全勝之後，開始將他們的菁英結構與八旗制度運用在清朝的政府行政架構上。清初的中央集權程度之高，在宋朝之後的帝制中國晚期中極其罕見；在十八世紀「滿清盛世」的皇帝們強制執行了削減仕紳權力與特權的政策，合併賦役以簡化徵稅，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在此之際，大清帝國更將觸角延伸至中亞與西藏，達到唯有蒙古帝國（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可與之匹敵的領土控制水準。
隨著八旗的日漸墮落衰微和滿清的日益腐敗無能，清末的統治者愈來愈倚賴由短視近利的漢人仕紳所組成的文官機構，以致清朝同樣無法擺脫它無可避免的命運，也就是——它的前朝曾經歷過的財政與軍事衰敗的命運。
地方私人軍隊在太平天國之亂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世系組織經歷了帝國時期最高的成長水準，地方菁英在地方治理上占盡了優勢。
一九五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切斷了清朝中央與地方菁英之間的最後連結；一九一一年，由地方仕紳領導人掌控的軍事團體宣布獨立，清朝滅亡，中國歷經千年的帝國統治也隨之畫下句點。
以家譜紀錄來代表地方菁英的集體行動，我顯示了在太平天國之亂中經歷較多交戰的縣，在叛亂之後的菁英集體行動也顯著增多；對於私人提供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被再次強調，最終更導致了國家的失敗。
徵收田賦需要準確的土地登記紀錄。滿族統治中國後，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就下令以明末的稅額作為估定田賦與丁稅的依據，並以明末改革者張居正（見第六章）所推行的地籍調查紀錄作為土地登記的基礎24。因此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滿清依據明末的紀錄、從未執行任何地籍調查，僅由各省或地方官員偶爾進行小幅度的修正
康熙皇帝七歲登基之後，娶了他的輔政大臣之女，而他的姊妹也嫁給另一位輔政大臣之子。正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他們有許多人終其一生都與康熙皇帝保持十分緊密的關係，並為他提供了一個跨滿族世系血脈的支持者網絡
雖然偶爾會有某位特別受皇帝信任的漢族大臣加入，但基本上，軍機處的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滿族人，主要成員往往來自皇帝最親密的親友圈中
軍機處將被授權可上呈內廷奏摺的官員人數嚴格限制在一百人以下，其中包括了六部的尚書與侍郎、各省巡撫、總督、高階軍官，以及少數經過挑選的官員
在雍正皇帝的御批中，有一份即展現出他對田文鏡（他最信任的官員之一）的關愛32： 當於溫暖室中安居靜攝，加意調養，須待平復如初，方可出戶行動。即遇元旦朝賀之期，亦不必勉強從事（叩拜儀文），敬君盡禮不在叩拜儀文上論定，但遵防行。縱令無知之輩妄生訾議，有朕為卿作主也，何妨？
雍正皇帝利用這項溝通管道來推動他的財政改革——火耗歸公。這項改革允許各省官員對所有須上繳中央政府的固定田賦與丁稅，徵收固定比例的「附加稅」（火耗），且這項附加稅可留在該省，作為官員加薪與「公費基金」之用，來執行某些行政職責以及造福地方的建設。美國歷史學者曾小萍認為，內廷奏摺是雍正能成功執行改革的關鍵，因為這項祕密管道讓皇帝能夠繞過文官機構，直接對地方官員下達命令
中國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間的實際個人收入仍保持著相當穩定的水準39。這表示，如果中國政府能調整其財政政策，就能向更多人民徵稅，然而由於清朝的稅收結構是以土地為基礎，無法利用不斷增長的人口來增加稅
清朝的軍隊也開始每況愈下。雖然身配長劍、腰帶匕首的八旗子弟在清初時跟他們同時代的日本武士一樣令人畏懼，但在十九世紀，他們的形象已轉變成近乎滑稽、懶惰無能的模樣
帝國晚期的政治菁英已地方化且無意於增強中央的實力。就像前朝一樣，清朝的官僚機構也希望維持現狀，儘管清朝皇帝很幸運地擁有滿州貴族所組成的菁英集中結構，但仍必須仰賴漢族文官來治理一個漢族占大多數人口的帝國。
從清初開始，軍事費用始終是國家最大筆的開支，消耗了國家預算的五十到六十％（或甚至到七十％），這筆開支大多花在八旗兵與綠營兵身上；在八旗服役是一種世襲的特權，但隨著時間推移，依靠八旗謀生的人數無可避免地持續增長。旗地體系的失敗，意味著不斷增加的旗人人口之福祉生計，成了完全落在國家身上的一項財政負擔
八旗人口在失去他們的土地之後成了十九世紀最貧窮的階級之一，使得這個群體的道德與士氣也迅速惡化、低落不振
同時，皇帝尋求個人的存續，是以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為代價（主權者的兩難）。藉由賦予地方菁英重要的領導者地位，清政府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支持他們進行地方治理，終於打破了兩者之間的權力平衡95，至此，地方菁英正式涉入了地方防禦與行政事務。根據美國漢學家孔飛力的看法，政治權力從朝廷官員轉移至地方菁英身上的這項改變，導致了「傳統國家的崩解」
魏斐德將大清帝國失敗的「深層」根源，歸咎於始於半個多世紀前權力平衡朝向地方菁英、遠離中央政府的長期轉變，
太平天國之亂後地方菁英集體行動的大幅增加以及私人民兵的形成，改變了大清帝國與地方菁英長期以來的權力平衡。這些菁英開始動員更多地方資源，同時強化地方的自治權。
地方菁英集體行動的大幅增加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覆亡。
中國的國家發展，是由具備國家社會關係特性的菁英網絡結構所形塑，而不是代議制機構或好戰分子的競爭。兩千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始終面臨著主權者的兩難——鞏固國家權力需要不同的菁英社會域。 當菁英身處地域遼闊且緊密相連的網絡中時，他們寧可選擇一個能保護自己廣泛利益的強大國家，但另一方面，菁英們的凝聚力也會對統治者的存續造成威脅。當菁英倚賴地方的權力基礎且彼此並未緊密聯繫時，他們反而會試圖從內部掏空中央政府，但同時，他們的內部分歧，也讓統治者得以讓競爭派系相互對立以確保個人的存續。
與其說戰爭塑造了中國，還不如說它摧毀了中央集權的社會網絡並削弱了國家。
先前的研究曾經詳盡比較法國的「直接統治」（ direct rule）、英國的「間接統治」（ indirect rule），以及比利時混合式的「半間接統治」（ quasi-indirect rule）等相關政策。在法國的「直接統治」中，法國官員甚至填補了等級相當低的管理職缺；而在英國的「間接統治」中，則是由土著酋長來履行這些職責
然而，連接殖民政府與地方酋長的紐帶十分薄弱。有別於中國利用科舉考試來維繫領結形網絡，殖民強權主要是靠「恩庇」與「脅迫」的方式來維持統一，為此，殖民時期也埋下了持續衝突的種子。酋長的權力與人數快速擴張，使得敵對部落與派系之間的緊繃關係更形惡化。歐洲人將資源投注於建立，或者基於某些情況下恢復酋長在治理實體分裂的框架中之強大作用，其後又因獨立而為非洲土著社會控制權的分配帶來深遠影響
非洲的民主化打造出一種新的領結形網絡，與過去殖民時期的網絡截然不同。如今，與民選政治家關係密切的是代表其地方利益的酋長，而非殖民者，然而，正如學者鮑德溫所示，這些連結仍然限於地方——政治家只與他們自己選區的酋長保持緊密聯繫。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與人口密度極高的中國差異在於，分散的人口分布造成中央政府聯繫地方社會團體的成本極高；即使在非洲的殖民時期與後民主化時期出現了領結形網絡，中心與地方之間的連結仍比中國的連結薄弱得多。
國力衰微是一個社會問題，無法以官僚主義的方案來解決。或許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需要動機來增強國家實力，因為這麼做可能會危及他們的個人存續；中國過去與現在的課題指出，國家建設應該超越強化官僚機構的狹隘焦點，方能使菁英社會結構可以與強大國家以及持久政權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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