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钟干事个子很高，皮肤不算白，眉毛清晰却不浓密，眼睛黑亮得如同天边的那颗启明星，牙齿偏又白得像玉。
我那时的模样应该是既土又丑。黑且瘦的我，穿着我大姐、二姐穿小的破旧衣服，甚至连一双合脚的鞋也没有。头发倒是乌黑浓密，可每天早晨起床后，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娘三下两下，就帮我把它们编成了两根土得掉渣的麻花辫子。我对此烦透了，抗议过很多次，我娘就是不理不睬。
有一天，我娘让我到公社传达室看我舅的信到了没有。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钟干事。
打那以后，我就变了。变得有事没事总爱往公社大院跑，变得愈发嫌弃自己的模样。
我开始在家偷偷地捯饬自己。姐姐们的新衣服、妹妹的蝴蝶结，统统被我据为己有。我还将我的麻花辫子解开，把火钳烧得滚烫，再把头发一缕一缕地卷在上面。头发发出“呲呲”声响和一股刺鼻的焦味，我全然不顾。对着我家那个鹅蛋型的镜子一照，还别说，蓬松的发型，卷曲的刘海，比两根粗辫子洋气多了。
我娘起初没在意我的变化。在她眼里，我打小就是一个大大咧咧、屁股不落板凳，得空就往外窜的假小子。
大概过了半个月的时候，我娘站在门口把我拦住：“你个死丫头，这阵子中了什么邪？丢了魂一样，披头散发的，三天两头往公社跑！”
我吓一跳，以为我娘发现了什么。
“说！”我娘又一声喝。
我吓得一哆嗦，赶紧胡诌：“公社的厕所干净……”
“哎吆喂，你个败家精！”我娘的声音高了八度：“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田人家，哪有跑到外面屙屎撒尿的？老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娘虽大字不识一个，数落起别人来，却总是头头是道，特别是她占上风的时候。谚语、俗语、歇后语、顺口溜，凡是她能想到的，都会被她七拼八凑地扯到一起，直到被数落的一方无言以对、彻底表现出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她才肯罢休。
可怜的我，低着头，像根木头桩子杵在那里，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女孩子家的，爱干净是好事嘛，让她去吧。”我爹赶过来替我解围，“四儿，快去快回，回来和小五一起打猪草去。”
一物降一物。别看我娘整天咋咋呼呼，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关键时刻，她还是听我爹的。“他读的书多，道理比我懂得多，他的话准没错。”我娘就这点特别可贵，有自知之明，从不会和别人无理取闹。
趁着我爹给我娘上政.治课这会儿功夫，我卯足了劲儿往公社跑。耳边的风儿呼呼响，眨眼之间，我便到了公社大院。
午后的公社大院，静悄悄的，几间办公室里的人都在写写画画。我佯装往厕所走去，快到钟干事办公室时，我放慢了脚步。
钟干事不在，门锁着。我又往院子西头走过去，那里是钟干事的宿舍。
宿舍的门也是锁着的。走廊上晾着他洗的衣服，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衫，一条藏青色的长裤，毛巾和袜子等，晾在一张废旧的木椅的背上，一双白色回力鞋，用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斜靠在木椅上。
“哦，他大概是下乡去了。”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失望地掉转头，不时又回头看看那扇紧锁的门和门外那些在阳光下发出阵阵肥皂香味的衣服。
钟干事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从哪里调到沐桥公社来的？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叫钟新。那天在传达室看见他把写着这个名字的信都取走了时，我才确定他就是人们经常说起的钟干事。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他以及其他异性。
他的声音很好听，温和的男中音，一说话，笑容就在脸上荡漾开来。
”谢谢您啊！陶师傅，昨天多亏您帮我把被子收了，否则就淋雨了。”他一边在一大堆信件中找寻自己的信，一边礼貌地向传达室的老陶致谢。
我站在一旁，从他翻找过的信件中，找我舅的来信。
他的话，像一阵春风拂过我的脸，我的心陡然被什么东西猛力碰撞了一下。不自觉地，我抬起头，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的男青年。
他的皮肤不算白，眉毛清晰却不浓密，眼睛黑亮得如同天边的那颗启明星，牙齿偏又白得像玉。
他始终没有注意我。虽然在临出门时，他的视线曾短暂地落在我的脸上，但我确信，他没有记住我，因为他没有再多看我第二眼。
我并不怪他。这世上的人，更愿意记住美好和可爱，有谁刻意去记住一个相貌平平甚至有点难看的人呢？难看的人倒是会比别人更能记住他眼中的美好，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渐渐的，我发现镇上有很多姑娘开始注意钟干事。只是她们和我不一样，我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他，而她们，是大大方方或者有点羞涩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走进他的宿舍，再大大方方或者有点羞涩地走出来。
起初，去得最勤的是供销社开票的小雯。她高挑瘦削，白净的面庞，五官很秀气，说话的声音很轻，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经常暗暗地在心底把她和钟干事连在一块，想象着他俩并肩走在一起的样子。差不了多少的身高，一样的有文化，应该是很般配的两个人。
有一天，我真的看见他俩并肩走在公社后面的那条公路上。
公路是石子铺成的，有些硌脚，他俩尽量沿着路边平整的土路走，这样一来，他俩就靠得很近。他们走得很慢，有时会侧着头说话。小雯姑娘苗条的身影，衬得钟干事十分魁梧。
我把满满的一篮猪草放在田埂上，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直到看不见为止。
“般配，真的很般配！”我对我妹妹小五说。
“啥叫般配？”小五仰起头，不解地问：“姐，你是说猪草吗？”
“不是，是说两个人。”我莫名地烦躁起来，飞起一脚，把田埂上的一个土旮瘩踢到了水田中间。
就在我觉得小雯和钟干事很般配的时候，镇上另一位姑娘也频繁地光顾钟干事的宿舍。
她叫顾娜娜，是农资店的营业员，父母都在区里工作。她的穿戴在沐桥镇排得上一流，人也长得美。据说早在钟干事调来之前，追求她的人就不下十几位，有的男青年特意从县城赶来找她。相比之下，沐桥镇的年轻后生们就显得有些自惭形秽。
钟干事是怎样对待顾娜娜的，我不得而知。反正我没有看见他俩逛过马路，虽然我觉得顾娜娜比小雯更漂亮，但钟干事对她似乎不那么热情。
一段时间后，顾娜娜的身影不见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雯的身影也不见了。换了我叫不出名字、有点面熟的几位姑娘。
我依然借上厕所之名，漫不经心地打钟干事的办公室或宿舍走过。为了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有时我故意在花坛前停下，装着欣赏那些盛开的月季、芍药和海棠。
那些花都是老陶爱人种的。我常去看她的花，她显得很高兴，总是热情地向我介绍，夸它们好看、鲜艳。喜滋滋的，就像夸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微笑地看着陶婶子，假装听得很专注，眼睛却不时地朝钟干事所在的位置望去。
他有时在看书，有时在写着什么，有时倚窗而立，静静地望着窗外的天和云、山和水。
他在想什么，是在想小雯姑娘吗？还是在考虑接下来和谁并肩走在那窄窄的公路边沿吗？
有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烟，不住地向窗外吐着烟圈，然后久久地凝视着烟雾在微风中散开，突然，他又转身将烟在烟灰缸里狠狠地揿灭。
我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声音，怕惊动了他。陶婶子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着她的花儿，我的思绪却早已凌乱不堪。
我在想：钟干事可能是陷入了烦恼之中。
虽然他衬衫的衣领还是那么硬挺，头发还是那么有型，但他的眼神里明显多了几分忧郁。
他到底怎么了？那么多好看的姑娘，为啥就没有一个，继续和他并肩走在公社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呢？那是沐桥镇年轻人谈恋爱时最爱逛的一条路。
我的心有些痛，却无从说起。已经读初中的我，知道身份和地位的悬殊，注定我永远只能在远远的地方，偷偷地注视着他。
没有人知道我的心事，包括我娘。
我爹有一次突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学习成绩差点，没人笑话你，人品可千万不要出了问题！小小年纪，不要想一些乱七八糟、与学习无关的事！”
我没有反驳，我爹也没有过多指责我。我们父女俩都极力把对彼此的理解和信任，深深地藏在心头。
我很少再去公社大院了。我爹把我家的旱厕也彻底地翻修好了。宽敞、明亮，是我们镇上第一个按了水箱的厕所。
那个寒假，我和我妹妹去城里的姑姑家过年，短暂地离开沐桥镇一段时间。
年后回到沐桥镇，我又照样隔三差五地去沐桥公社传达室取信。
去了好几次，一次也没有碰见过钟干事。
公社大院里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陶婶子种的那些花儿，有的已凋谢，有的刚含苞，迎春花正在怒放。
我熟悉的那两道门，紧锁着，门上贴着崭新的对联，字体遒劲有力。我不敢确定是不是钟干事写的，毕竟我对他还不太熟悉。
好久好久，我再也没有遇到钟干事。
夏天的时候，那两道门打开了，住进了一位中年女性。听陶婶子说，她是县计划生育指导站调来的干部，来沐桥镇抓育龄妇女结扎工作。
我“哦”了一声，再也无心欣赏陶婶子的那些花花草草，再也不想朝那两道门多望一眼。
钟干事去了哪里？区里？县里？或者其他更远的地方？
带着这几个没有答案的问号，我也离开了沐桥镇，融入了南下打工的人潮中。
南方的夜，像梦一样虚幻迷离。孤独的我，总爱在深夜醒来。白天的忙碌，使人忘记了故乡，唯有夜深，才会独自品尝思念的味道。
沐桥公社大院、陶婶子种的花、那两道时而紧锁时而敞开的木门、那蓝白相间的衬衫……
恍恍惚惚，梦里梦外，都是这些抹不去的画面，同样抹不去的，还有一个名字—钟新。
中秋节前夕，同在本市打工的老乡们将举办一次联欢会，大家分头联络，人数达到数百人之多。
那天的联欢会是在露天广场举办的，有当地单位参加，更多的是我们沐桥人。他乡异地的中秋夜，月光如水，照着一群远离家乡的人，一群思念家乡的人。
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眼前闪过，我的心忽然跳得厉害。
是他，是他，真的是他！
“感谢本次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者、筹备者！他就是来自我们沐桥镇的钟总！”
当主持人报出钟新的名字后，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从喧闹的人群中走出，站在广场的一角，透过色彩斑斓的灯光，远远地注视着正在台上发言的他，犹如当年在沐桥公社大院那样，远远地，偷偷地看着他。
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的个子很高，皮肤不算白，眉毛清晰却不浓密，眼睛黑亮得如同天边那颗启明星，牙齿偏又白得像玉。
我的眼角有泪水溢出，台上钟干事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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