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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桑兵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出版年: 2015-5-1
丛书: 理想国·桑兵作品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 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告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
-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 近代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固然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欧美列强自巴黎和会以来的外交及东亚政策有意挑动东亚内部的争端以便坐收渔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中国城市战时人口失控,南京城内军队和流民为数众多,与本地居民混杂。即使南京城内的实际居民,也缺乏详尽准确的管理。凡此种种,使得南京等地要像广岛、长崎那样准确还原被害者的人数身份,难以做到。中方学人不加思量,在人数上随之起舞,恰好落入预设的陷阱,实为不智。
- 完全用后来殖民体系的观念看待原来东亚的宗藩体制,未免误读错解了设制的本意及其运作的实情。
- 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
- 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从某一特定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
- 必须对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整体考察,才能深入认识战争对于中国造成的巨创是如何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
- 对于中日关系史料的整理出版,应当尽可能在时段和层面上做到全面系统。
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
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
沦陷区的资料
应以影印的方式,大规模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 在以多种形式大规模编辑刊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聚合中日两国高水平学人,编辑大型《近代中日关系史事编年》,尽可能将中日关系全过程各层面各领域的资料汇于一炉。
- 民初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当政及军阀混战时期,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剧上升,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官方的资讯。直到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倒台,日本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势力才随之崩溃。
- 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长期历史考察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 光绪二十二年端午,1896年6月15日,清驻日公使馆里出现13位中国学生。一般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这件事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然而此事可议。
- 这些学生是作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而训练。只不过经由日本访问省委托高等师范学校负责部分教务。
- 这批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
- 中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康有为嫡传弟子。1897年赴日,次年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
-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当时中国人开始萌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
- 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
-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 1898年6月16日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体现出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的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
- 日本以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
- 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
- 戊戌、庚子乃至稍后的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活动将双方关系带入“蜜月期”。
- 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
- 日方的信誓旦旦,哪怕是出于真诚和善意,也都成了谎言与欺骗。一段本来应是同舟共济的历史,最后成为痛苦回忆的起点。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 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 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 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四名留日学生,于清季在京师参与新政,极为活跃,人称“四大金刚”。
- 新政时期,选派王公大臣及其子弟,并京外满汉大小官员轮派出洋,以便考察一切政艺,成为清廷的既定国策,而游历的重点转向日本。清廷对游历有一整套鼓励制度。
- 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文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
- 井上哲次、冈仓天心那一代人,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
- 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大约500个。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 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新生事物,其间也经历了用后来观念重构系统的历史进程。
- 在接纳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成为众多学人的目标。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东学窥探西学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
- 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
- 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东学的笼罩,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
-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词概念和体制成为横在中国的古人与今人乃至国人与外人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形成看似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实际断裂。对于今人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造成了众多危机四伏的陷阱。
- 中国社会为伦理政治,没有笼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纲常伦理,礼制、礼俗和礼教,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秩序的关键。经学体制上退出历史舞台,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影响极为深远。
- 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 号称亚洲最大出版社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该馆1900年接盘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直到民国初年,日资还占商务印书馆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1914年虽收回日股,但并未中断引进日本技师和技术。
- 中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
- 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日本在华通讯社有电报通讯社、新闻联合社、商业通讯社三家,前两家势力最盛。
- 日本在华传媒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其一,输入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技术工艺,使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其二,重要的信息源,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其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刺激影响。
- 中国的海外报刊大都属于政治反对派,日本在华传媒则几乎清一色想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
- 在华日属传媒的基本口径如下:
鼓吹日中亲善,宣传同文同种,以亚抗欧;
直接为日本的侵华行动辩护;
维护日本在华利权;
反驳欧美各国在华传媒的反日言论,揭露其侵华事实;
直接反驳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种种辩护。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 戴季陶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 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 孙中山北上津京之前赴日,其意图是借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日本朝野感觉屈辱压迫之际,鼓吹大亚洲主义。希望日本能改变侵略压迫东亚各国的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日本政府并无改弦更张之意,孙中山于是转向日本国民,希望日本国民能向政府施压。
-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国民受益于对外的扩张、侵略,美国排日法案虽然令其不无失败之感,尚不足以彻底反省逞强霸道的一贯做法。因而孙中山不能达到目的。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演讲的真意 - 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
- 各方对孙中山赴日及演讲,态度不一。
国民党内各派对于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反应不一。右派认为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同时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
苏俄对孙中山此行抱有不小的戒心,担心与军阀合作。
共产党的态度与苏俄一致。
段琪瑞、张作霖以讲求信誉为由,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
列强对孙中山满怀敌意,天津法租界甚至不允许各界在法租界内欢迎孙中山。 -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很难将彼此利害冲突的亚洲各国用同种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反而有可能模糊差异,掩盖矛盾。后来日本侵占中国和南洋,以及建立日伪政权,都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强化了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负面判断。
- 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代以来,一大一强,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惜中日始终未能找到和睦相处、互利共赢之道,反而近邻变成宿敌。中日双方的冲突争斗,往往全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而不仅为他方所乐见,而且背后总少不了挑拨离间和坐收渔利之人。
-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 192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压力,将庚款用于展开所谓“对支文化事业”。
- 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
-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依然保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人士对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 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北平的政治局势,试图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先后通过顾颉刚、沈兼士等著名学者,以创办刊物、组织秘密团体等形式,宣扬该党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争取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防止敌伪威胁利诱,避免左倾。
- 大敌当前,不能集中致对外,加上内部各种派系和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且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致使北平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反而加剧了文教界人士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乃至离异。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 所谓“黄金十年”,是指1898——1907年之间,中国以日本为楷模,按照日本的方式与步骤,全面进行近代化改革。
- 所谓“新政革命”,是指1901——1910年以清政府为中心的知识与制度革命。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是以革命为中心和归宿。1960年代后期,美国修正学派逐渐抬头,将革命党从历史主导位置上挤开,为展现立宪派士绅或新式士绅的活动开辟了空间。
- 韩国学者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甲午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是争夺霸权。
- 到1912年,中国的日本侨民达到14万余人,超过各国在华侨民的总和。日本侨民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之气,招来恶感。
- 从教育改革到立宪政治,清政府一步步被推着走,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并不情愿。
- 除练兵、警政等项外,清政府对趋新事业的投资极为有限,教育、传媒等项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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