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老房子卖掉了，九月一日前需搬走自己的东西，与我们这代人习惯了省事、图方便不同，老母亲对于旧物的使用价值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其实自从她从老房子搬走后根本没用上这些旧物，但对于旧物的使用价值馈赠给其他需要的人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
母亲已七十岁，节约了几十年，对当下这样一个产能过剩的年代，让母亲掏一元钱出来更新日常生活用品都十二分不乐意。上次回去，抽屉里清出了11个旧手机，母亲说一个能卖二、三十元，姐姐说“怎么可能？最多2、3块。”恰好一天中午回收废品的人楼下大喇叭叫卖，我们劝老母亲把旧手机全部处理掉，她老人家特别不高兴，因为得知三元钱一个，说“三元一个，什么时候不能卖。”，这样抽屉里继续留存着11个️2g、3g时代的旧手机。
不对旧物残存的使用价值抱有任何幻想可能是实践断舍离执行力的最重要心理支撑。听母亲说房间的衣柜上架上了满满一蛇皮袋从老房子搬回来的旧书，我说父亲如果愿意看就搁电视柜上，母亲一脸怒意：“别管我们！。”或许父亲也对那些大部头书的升值潜力心存幻想。
想起《我决定简单的生活》作者花了N年的积蓄收藏了无数个相机旧镜头，收藏的旧镜头和cd唱片堆满了房间，挤走了女朋友。姐姐经常碎碎念：不喜欢和母亲共住一起，因为母亲对年轻一代财力的不屑和对旧物使用价值的执念让人特别心理不舒服。
公公去世后，娃爸和他姐姐帮助他母亲整理旧物，仅从二楼的旧台上整理出十几大黑塑料袋需扔掉的东西，旧鞋子、旧衣服已经成为一窝窝老鼠的家，他姐姐被一窝窝小老鼠吓得实在不想帮母亲整理屋子。
物质的匮乏和节俭的习惯造成了我们已成中年的一代人和父母无法逾越的代沟，无法指望自己的父母更新观念和时代一起成长。尽管我常劝母亲：“长工资就是让你们老人消费的。你们老人一分不花，都存起来，政府也蛮发愁的。”老母亲一脸地不耐烦：“我们没钱，存钱也是防止生病，到了医院，有钱才有保命的可能性。”
无法在这个问题上与母亲作过多争论，人到老来生病是大概率的事情，但如果靠不断压低平时的生活品质和消费水平能否省下最后的保命钱？节约省下来的钱对于延续生命所需应该是杯水车薪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坚定不移的信念，但终究成为历史，历史的价值在于为后人提供经验借鉴和审美能力。坚定守护着对旧物残余使用价值的幻想应该是父母与我们两代人之间认知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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