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姐家的这场大乱，最终还是在叔叔董武丞奋不顾身地抱住哥哥文丞大伯，堂爷爷林子、中堂、中文爷的严厉呵斥下，落下帷幕。
林子爷爷卷上一根旱烟，脱下一只鞋扔在门墩儿上，一屁股坐在上面，一句话没有地吧嗒吧嗒抽着手里的旱烟，烟雾袅袅顺着他那常年耕种被太阳晒成铜褐色长满皱纹的脸向上蔓延，伴随着偶尔咳嗽两声把平缓的流烟振得粉碎，就像大九姐姐这突然的变化一样，把我们多少年来波澜不惊的乡村，一块落石激起千层浪花来。大街小巷茶余饭后，人们的谈资已经不再是今年欠收的小麦，而是被人们添油加醋，说得神乎其神的九姐。仿佛一瞬间大片的坏麦子已经不是他们的主业，而关心村中“大事”是他们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一般，一个个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文丞大伯除了去地里收麦子，就钻在家里不出门，好像是做了什么对不住乡亲们的事情似的，不愿意往大街里走，就连他们几个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投脾气的同龄人，那些常常在中堂爷家坐夜聊大天儿的老爷们儿里，再也看不见文丞大伯的身影。我父亲他们几个也知道文丞大伯爱面子的要强心性，几个人商量着慢慢地分别去文丞大伯家坐会儿，来缓解一下因为九姐事件给文丞大伯带来的心理震动。
九姐也被安排到叔叔武丞家，暂时跟两个堂妹妹玉英、玉芬住在一起了。
事情仿佛就这样慢慢地平静下来，繁重的夏收也把村里的好事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紧张的劳动上了。可就在人们一镰刀一镰刀，把长了芽的麦子割倒、打捆、拉到麦场、准备脱粒时，就在我们第六生产队上，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在土地大包干之前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时候各家各户虽然承包了土地，但是都没有大型生产机械，所以生产队里把十几户人家分成一个小组，来公用生产机械，协作进行耕种、脱粒、收运。小麦脱粒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组共有设备，到了三夏抢收、抢储、抢种的时候，这种机器就会被歇人不歇马地昼夜使用，因为谁都说不准老天爷什么时候再给下一场大雨，今年的麦子可就彻底烂到麦场里了。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只有两班人马换班的间隙，脱粒机才会得到片刻休息。壮劳力们会把脱粒机的动力三角带调松了，把机盖打开，让高负荷工作的脱粒机主要部件得以短时间散温和休憩。
文丞大伯在麦场里，向高高的脱粒机，轮了一宿的麦捆个儿，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抹了一把脸，拿起大娘给准备好的白馒头正要开咬的当儿，同族的春江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文丞大伯没好气的骂道：
“都快三十了，看你这毛头毛脑的样子，要不至今你也讨不上个媳妇！”
“文丞哥，不，不得了了，咱，咱们脱粒机的三角带不知道被谁偷走了……”春江叔气急败坏地说道。
“什么？谁会偷三角带？这三夏大忙季节，乡亲们夜不闭户都不会丢东西！这还了得，搁到文化大革命时候，这个时候破坏生产够枪毙了！”文丞大伯把一口没咬的馒头往篮子里一扔，踢拉着鞋子就跟着春江叔就往外跑，也顾不上训斥堂兄弟的毛手毛脚，更顾不上自己一贯的斯文做派，飞也似地一溜烟向麦场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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