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开始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在为逝者默哀的同时，内心涌动的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止歇的暗潮。平日里，我们很难会去看一篇长达2.6万字的文章，但这篇却是不同，它抓住了我们的眼和心，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它就像是一个多棱镜，将我们身处的世界照得清清楚楚、无所遁形。
有人在看后惋惜生命的脆弱，有人感叹“还是不结婚的好”，有人看出了中年男人的困境，有人则立刻就有了“一场大病就能轻易摧毁一个中产家庭”的深切担忧……
然而于我而言，想到最多的却是：一个接近生命终点的人，究竟有没有离世的尊严与体面？一个人究竟有没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早就在我脑中产生了，也许是因为我本就是一个喜欢思考终极问题的人，也许是因为我一直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几年之后，我终于看到了一本极具启发及现实意义的书 - 《最好的告别》。
书的作者是阿图·葛文德，印度裔美国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哈佛公共卫生健康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病患安全挑战项目负责人，27岁时就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医疗顾问。但在我看来，这些头衔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却是他在书中所流露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
葛文德医生在书中写到：“现代医学把延长生命当作第一目标，忽视了个人对生命的掌控权。”“在过去几十年里，医学科学使得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传统和语言过时了，并给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如何死。”
Part1——“尽全力救治”真是最好的方法吗？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篇文章中讲到C病房的情况。C病房给患者上了人工肺，病人虽然被镇静，但什么都知道。知道各种粗细的管子从不同部位插到自己身体里，知道血液在流出，知道是外面的机器在供氧，知道机器、血液有各种问题，医护人员忙来忙去在救她。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在生命边缘，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她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只能一分钟一分钟的熬。苏醒之后，病人说：“承受这种痛苦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家人决定的。要是让自己决定，宁可死也不受这罪！”
我的爷爷之前得的也是呼吸疾病，当时没有经他同意就给他做了气管插管，那一次爷爷的生命是被救活了，但爷爷醒过来后却说“如果下次再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论如何都不要上气管插管”。
在《最好的告别》这本书中，葛文德医生写到：2008年，美国全国抗癌协会（Coping With Cancer）发表的研究表明，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者在临死之前入住监护室的末期癌症患者，其生命最后一周的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措施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后6周，他们的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不治之症而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完全是一种错误。你躺在那里，戴着呼吸机，每一个器官都已停止运转，你的心智摇摆于谵妄之间，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可能生前都无法离开这个暂借的、灯火通明的地方。大限到来之时，你没有机会说“再见”“别难过”“我很抱歉”或者“我爱你”。”
因此，第一个思考就是：让患者承受这样痛苦而清晰的煎熬，究竟是在延长了他的痛苦？还是在维持他足够长的生命？
“尽全力救治”会不会反而是“过度治疗”？
Part2——什么时候应该好好治疗？应该放弃治疗？
既然“尽全力救治”未必就是最好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好好治疗？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
葛文德医生说：“理论上讲，一个人应该以事实为基础，通过分析作出关于生死问题的决定。但是，事实中间包含着漏洞和不确定性。” 每个患者都希望先从医生那里获得足够详尽的信息，然后计算概率，分析风险与得失，最后再做出那个事关重大的决定。但实际上却不可能，在医学实践之中，每一个事实都有其漏洞和不确定性。
在无法确认事实准确性的前提下，“与患者讨论临终护理目标”也许是个比较好的方法。
葛文德医生说：“如果“临终讨论”是一种实验性药物，我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会批准的。”
美国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的医疗界领导引领了一场系统内部的运动，让医务人员和病人讨论临终愿望。几年之间，这已成为所有入住医院、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机构的病人的一项常规项目，他们同富有这类谈话经验的人坐下来，完成一项浓缩成4个关键问题的多项选择表。在生命的这个时刻，他们要回答以下4个问题：
●如果你的心脏停搏，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
●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
●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
●如果不能自行进食，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
葛文德医生在他父亲得了癌症之后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需要与他父亲讨论的问题：“他最大的恐惧和关心有哪些？他最重要的目标有哪些？他愿意做哪些交换、不愿意做哪些交换？”
更具体的选择可能还包括：比如，在消除恶心、恢复吃饭能力的机会与疼痛、感染和必须往袋子里排便的可能之间来进行权衡。
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文中，作者在看到了岳父上了人工肺之后的情景，认真的跟夫人说：“如果我被传染了，或者以后有意外情况。绝对不允许给我上这个东西！”夫人不能马上说OK，这样显得太没有夫妻感情了，只是让我不要胡思乱想。我坚定表示：“有空了我就写遗嘱，制止花钱给我上刑！”话说的坚决，但心里没底。万一自己被镇静了：1）亲属想咋整我可没办法；
2）医学上手段太多，不可能穷尽所有“酷刑”；
想来想去，只有减少保险额度，没钱了也就不会有人上刑了。
如果用“临终讨论”这种方式，提前确认好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与生存的目标，那么作者的担心也许就不必要了。
今天，我在跟一位学医的朋友谈到这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时，他斩钉截铁的跟我说：他已经想好了，要去准备一个遗嘱，上面写上“绝不接受任何创伤性抢救方案”，然后再拿去公证。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痛苦的过度治疗。
我想对于每个人而言，他最大的恐惧与关心，他的目标，他能承受的范围都是不尽相同的。而这些艰难的问题则是需要每个人亲自去思考的。
Part3——是否用“善终护理”代替过度治疗？
善终并不是关于如何好好接受死亡的话题，而是关于如何好好走完生命的全程。
善终护理是在积极治疗无效和最终死亡之间的一个新的医学与护理阶段，不以治疗为主，而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在亲人的陪伴下，在善终服务医护人员的调理下，安宁地死去为要。
葛文德医生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戴夫是一位病人，他42岁，和妻子莎伦都是波士顿的消防队员，他们有一个3岁的女儿。他患了胰腺癌，已经扩散；现在他的上腹部因肿瘤而变得硬邦邦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疼痛常常无法忍受，他几次由于疼痛危机入院治疗。最近一次住院是大约一周以前，医生发现肿瘤已经钻进了他的小肠，连临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都没有。医生让他开始静脉营养，并给他两个选项：进监护室和回家采用善终服务。他选择了回家。
负责善终护理的人告诉作者：“我希望我们能更早介入。”戴夫现在已经双眼空洞，呼吸困难，整个下半身胀满了液体，皮肤水肿、潮湿。腹部疼痛几乎令他神志混乱。
负责“善终护理”的人给他架起了疼痛泵，戴夫可以给自己注入超出过去医生允许的麻醉药剂量。他们给他电动病床，这样他可以背靠床头睡觉。他们还教戴夫的妻子如何让戴夫保持清洁、保护他的皮肤不受损害，以及如何处理将来会发生的危机。最终帮助他在家人的爱里安静的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了联邦医疗保险的4493位末期癌症患者和末期充血性心脏病患者。他们发现，乳腺癌患者前列腺癌患者和直肠癌患者参加善终服务与否，在存活时间上没有差异。奇怪的是，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存活时间。胰腺癌患者平均多活3周，肺癌患者6周，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则是3个月。其中的教训几乎具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够活得更长。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的活到终点。
对于“如何死”的讨论，看似不近人情，实则却是真正的悲天悯人。既然，对于每个人而言，“死”都是一件无法逃避的事情，那么早一点想清楚就比晚一点想清楚要好得多。
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里都是健康而喜悦，平安而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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