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苏军官兵沦为德军俘虏，西方和苏联的出版物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差异较大。1985年法兰克福出版的迪特•盖恩斯的《希特勒的国防军在苏联》一书指出：“1941年6月至1945年4月，德军共计俘虏了516万苏军官兵。”而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则于1989年出版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认为，上述迪特•盖恩斯的统计数字“当然有些夸大”，“在战争的最初半年内，约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我军全部被俘人数的65%”。若按此数字计算，整个战争期间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总数应当是461万多人。曾经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副总编辑的列昂尼德•姆列钦在2000年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利用解密档案文件分析认为：“战争期间有524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其中380万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被俘的。”
背叛祖国、替纳粹德国侵略者效力的苏联军民，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
第一是丧失了政权的原沙皇政府的武装力量残余。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仅半年多时间，当14个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时，这些武装力量残余趁机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反扑。尽管遭受失败，但企图夺回政权的野心始终存在，只要一有机会，这股残余力量就会冲到反击苏维埃政权的最前线。因此纳粹德国侵苏战争一爆发，这股残余力量立刻站到了侵略者一边。
第二类是曾遭受苏联政权伤害的人。比如被苏联吞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上世纪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首先宣布独立、脱离苏联，从而揭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当然是有原因的。加上当时的苏联政权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民族政策又存在严重缺陷等种种失误，使得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对苏联政权始终抱持仇视、敌对的态度。当纳粹德国侵苏战争打响后，他们认为复仇的时刻到了，甚至当德军还没有完全打进来之际就发动了对苏联红军的袭击。
第三类是不幸在战争中沦为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由于种种原因，被俘红军官兵中的一部分人同意接受德军的招募，从而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与侵略者为伍的不归路。除了自愿站在纳粹分子一边作战的人以外，“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在饥饿、异常繁重的工作和死亡威胁的影响下穿上德国军服的”，“然而，一旦俄罗斯人同意为敌人工作，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迫使他与德国的军事机器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人常常面临痛苦的选择：或站到德国人一边，或被就地枪决。”（尼古拉斯•贝特尔《最后的秘密》）
那么，究竟有多少被俘的苏军官兵接受了德国人的招募，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呢？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霍夫曼在1986年出版的《弗拉索夫军史》一书中认为：截至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中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相当于团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德军中还有大约40万至60万为德军服务的志愿者。然而，这一说法却遭到了苏方研究人员的质疑和驳斥。但遗憾的是，苏方始终没有交待清楚被德军招募的苏联公民的确切人数。有资料显示，贝利亚及其手下曾试图搞清楚这一数字，可似乎也未能遂愿。不仅战后苏联官方不曾公布过相关的确切数字，迄今为止解密档案文件也没有提供对于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
1941年8月，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在被德军包围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沦为俘虏，尽管他在俘虏营里忍受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煎熬，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可他被自己人列入了“祖国叛徒”之列，并在1945年获得解放且被遣返后，又被关进了自己人的集中营里，于1950年8月25日再次受审，并再次被判处枪决。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再如，斯大林的大儿子雅科夫于1941年7月沦为德军俘虏，7月20日德国电台和《人民观察家报》都报道了雅科夫被俘的消息。盖世太保在审讯雅科夫时，在桌布下放了一个麦克风，录下谈话内容，然后按其需要对录音进行了剪辑，从而使雅科夫成为苏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鞭挞者、抨击者。经过加工的录音带在前沿阵地上通过扩音器反复播放，德国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则怂恿苏军官兵听从雅科夫的劝告，效法雅科夫向德军投降。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冲洗了一系列雅科夫在跟德国军官交谈、喝茶等照片，并刊登在德国各大报刊上。斯大林获悉这些情况后，依照“第270号命令”下令将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作为“祖国叛徒”的家属予以逮捕和流放，其女儿，即斯大林的孙女则被托付给别人抚养。可事实上，雅科夫在被俘期间表现英勇，始终没有向德国人屈服。一直到搞清楚了这是德国人施行的反间计之后，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才被解除监禁释放回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7年发布命令追授雅科夫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都加大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苏军官兵沦为德国人帮凶这一问题的难度。
原因之三，不少苏军官兵之所以同意跟德国人合作，只是出于暂时保全生命的考虑，实际上并非真心实意要沦为德国人的帮凶，而是时刻准备伺机逃回自己的军队。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1942年10月3日，土耳其斯坦军团士兵别尔格诺夫、哈桑诺夫和图列巴耶夫为了寻找游击队，艰难跋涉四昼夜，终于抵达苏军驻地。他们报告说，他们所在营地的大部分人都想回归。尽管这些人后来都进了苏军集中营接受审查，其后来的命运也比较悲惨，但不少苏军官兵并非真心实意要做伪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那些背叛了祖国的苏联伪军究竟从事了哪些罪恶勾当？
首先是出卖重要军事机密。弗拉索夫被俘的第二天，在第一次受审时就向德国人吐露了重要的军事机密。他不仅详细介绍了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构建情况，而且将苏联红军军事解围列宁格勒的计划内容及这一计划得以成功实现的条件和盘托出：“计划的实现取决于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各师休养生息的程度以及援兵到来的情况。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在现有兵力下不能向列宁格勒方向发动任何进攻，这些兵力充其量只够守住沃尔霍夫战线和基里希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战线。”“朱可夫在中部地区可能会再次从莫斯科发起大的进攻，他有足够的预备队”。很快，德国人将弗拉索夫提供的这些重要机密以情报信的形式分发给了德军各部队。
积极参与敌人组织的反苏宣传。一些将领在被俘后不久就积极参与了德国情报部门“东方宣传特科”的工作，编写传单和培训宣传员，旨在鼓动苏联红军官兵向德军投诚。在他们编写的传单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弗拉索夫本人撰写的公开信《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这封公开信在前线阵地广为散发、流传，对苏联红军一度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沦为敌方间谍，潜入祖国境内搞情报收集、暗杀等活动。不少被俘苏联官兵同意被德国人招募进间谍学校或者相关培训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往往被空投派回苏联境内执行宣传、情报收集、暗杀等任务。
组成德军辅助军团，拿起武器追随德国侵略者对苏维埃祖国反戈一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对德军辅助军团作了这样的介绍：“从战争最初几个月起由不久以前的苏联公民编成的反苏部队就开始建立了。立陶宛人最初起来支持德国人，然后建立了乌克兰人的加里西亚SS志愿师；然后是爱沙尼亚支队；1941年秋天在白俄罗斯出现了警备连；而在克里米亚——则有鞑靼营……稍后，在德国方面又出现了高加索支队和哥萨克部队（超过一个骑兵军）。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就开始把俄国志愿兵编成一些排和连，但德国的指挥部很不相信这些俄国人编成的队伍，司务长和尉官都安排了德国人（只有军士才能是俄国人）。”
1945年1月28日希特勒签署命令任命弗拉索夫为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他所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获得了法西斯盟国军队的政治地位，但是其行动要听从德国军队指挥。俄罗斯解放军下辖三个师，还有一个预备旅、一个反坦克旅、一所军官学校和自己的空军，德国人将几十个驾机投奔德军的原苏联红军飞行员编成了一个战斗群。该战斗群与爱沙尼亚的3个航空大队及拉脱维亚的两个航空大队一起参加了作战行动。
伪军在同苏联军队作战时往往比较凶狠、玩命。“真的是有俄国人打我们，而且他们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在德军败局已定的情形下，伪军似乎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其挣扎和反扑愈加疯狂。1945年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在奥得河参加了德国军队的防御战，在一次为击退奥得河一个小登陆场上的苏联军队的战斗中，有两个团的伪军倒在了“铁丝障碍物前”苏军机枪口下。
苏联伪军的下场都比较悲惨：有在战场上被苏联红军击毙的，有自杀的，还有被俘押解回国后遭枪决的——伪军被苏联红军俘虏后，往往会遭遇虐待。
而伪军各部队的首脑一旦落入苏联红军之手，往往会被处以死刑。弗拉索夫等人在被押解回莫斯科后不久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绞刑。当时，一些普通的叛徒也往往会因为人们的愤怒和仇恨而被处以绞刑，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将对叛徒处以绞刑定为一种“规矩”。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我和瓦图京去见奇比索夫时，看见了两个被绞死的人。当时有令，允许本地居民绞死叛徒，目的在于让居民们感到满意，因为这些叛徒此前曾欺侮过他们。一旦抓获这些人，可以就地审判，立即绞死……我们见到奇比索夫时，他汇报了情况，我就问……‘为什么你们要绞死他们呢？他们犯了什么罪？’‘德国人打来的时候，铁匠出卖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还出卖我们的女教师，德国人把她绞死了。所以我们也把他这个叛徒绞死。’”
更多的犯罪情节较轻的叛徒，经苏联反间谍机构多次审查后被判处各种刑期，且被囚禁于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劳改营中服苦役，比如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暂时被占领期间，德国人曾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强迫动员，一部分居民被驱往德国服苦役，一部分被编入德军的所谓军团，解放后这些人被判处流放北部地区。不少人被判决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劳改营中服苦役，并且主要在矿井和工地等处从事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因为生存条件恶劣，不少人纷纷逃跑（《关于反特殊移民逃亡斗争的调查报告》），还有不少人在劳改营里死去。
苏联政府对待叛徒的严酷性还表现在对叛徒家属的株连式惩处上，一批批叛徒家属被从居住地强制迁移到偏僻而荒凉的地区。如北高加索被解放后，贝利亚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将匪徒、德寇的积极帮凶、祖国叛徒和自愿随德寇逃走者的家属作为特种移民从斯塔夫罗波尔、基斯洛沃茨克、皮亚季戈尔斯克……迁往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定居。应迁移者共735户、2238人。请批示。”尽管老人不能给自己的儿子替罪、女人不应给自己的丈夫代罪、儿童更无法给自己的父亲顶罪，但诸如此类的报告都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批准，并得到了严格的执行。1944年初，苏联政府实施了强制迁移卡尔梅克族人的行动，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共有26359户、93139人乘火车前往阿尔泰边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鄂木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各安置点。”1944年2月23日，苏联政府又实施了强制迁移车臣族人和印古什族人的行动。
二战期间苏联出现大规模伪军这一历史现象，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实属罕见。这一历史现象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痛苦，也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悬念、疑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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