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朝文人袁了凡写的一本关于修身立命的文章，全文只有几千字，但是，道理说很透彻，论据也很丰富具体。通篇阐述命与修的关系，贯穿一个观点，“命由我做，福自己求”。
全文分四个部分，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
第一篇“立命之学”是全篇的基础。其基本观点源于孟子，又结合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加以发挥。孟子讲修身立命，不论寿命长短，都是一回事，尽到做人的本份即可，从容面对一切境况和遭遇，以待天命。“寿夭不二”“修正其身，以待天命”。虽然天命不可违，但是修身不可缺，这就是立命。
书中，袁了凡自述，其自幼丧父，弃儒学医，遇到一个易学大师，给他算卦，算他什么时候该有什么功名，什么福禄，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应验了。但是，大师算他只能活53岁，膝下无子。袁了凡对于大师的卦象深信不疑，从而不思进取。认为反正一切已经命中注定了，没有努力的必要。直到有一天，他遇到高僧云谷禅师。禅师虽是出家人，但是其点化袁了凡的思想来源于儒家。他说“命由我做，福自己求，《诗》《书》明训”，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自己设定的，福也要自己求。佛教经典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有求必应。六祖惠能说“一切福田，都在方寸”。
袁了凡感到迷惑，认为道德学问或许还可以求，富贵既然命数已定，也可以求？何况易学大师前面给我算的都灵验了啊。禅师告诉他，“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缠”，“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唯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住。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住”，《易经》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就是说，命数并非不可违，不可变的，“《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何吉可趋，何凶可避？”命数也是修来的，不是无缘无故的。
怎么立命？要从无思无虑不动念时，此处的念是指妄念执念贪念。当你处于无思无虑不动念，不仅人生夭寿不二，就是丰歉，穷通、吉凶、福祸都是一回事，这样才能立命。然后是行善积德，并给他一张记录表，实行挂图作业。此后，袁了凡回家与妻子一起，按照禅师的要求做善事，如救困济贫，施舍捐赠，薄赋减税，三千功德满，一万功德满，日复一日，渐渐发现自己的命运变了，到53岁时也没有死，到他写这文章时已经69岁，而且无灾和病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想起《尚书》说的“天难谌，命糜常”，天命难以预料，但人的命不是一成不变的。
袁了凡认为云谷禅师所教的立命之道实在是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因为把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融会贯通了。他不仅以此自我修养,还殷切希望后辈要细细研究,还要尽心尽力去做,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把立命之道融会到家风家教之中,不断传承下去。
《了凡四训》的立命之道阐明了立者“我”的精神,以儒为主融会道佛,打破宿命论,让人们相信人可以通过自我修行改变命运。
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这是立命之道的具体实践途径，方法论。“改过”章指出,立命之道须先改过,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做到行善,从“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三个方面提出改过方法,进而提出“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三种高低不同的境界,而只有“从心上改”才是根本,并提出了“一七、二七、三七,一月、二月、三月”的便宜之法。这一章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不禁想起曾子关于“日三省吾身”的观点，这是一种可贵的慎独精神，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刀刃向内，省才能改，边省边改，立行立改。“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行善”一章举了十个行善得福报的事例后,上升到理性高度,从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几个角度条分缕析了“善”的真意,继而提出行善的十个主要途径: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每一项,他又做了翔实的例证。“谦德”一章,特别强调“谦”的功效,实质上是对“改过”“行善”的巩固与保障。其引道者之语:“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可求哉?”可以说是对全书的概括,造命的权虽在天,立命的权还是在我;只要人肯尽力去做善事,多积阴德,什么福报不可求得呢?
其中还提到一个很现实很有趣的问题，按照佛家善恶因果报应之说，为什么有的人善而子孙不兴，有的人恶而家门隆盛？其解释是我们的善恶标准有时候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是以是否有益于我来判定，比如一般人认为谨慎的人是好的，而圣人宁可取“狂狷”之人，“天地鬼神之祸善福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还举了例子，子贡赎人不领赏，孔子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的行为会影响后来人。而子路水里救人接受了酬谢，孔子肯定，因为对他人有鼓励作用。宰相吕原纵容醉汉辱骂他，结果后来那个醉汉犯了死罪，小恶不惩戒实际上是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实际上不是好人。“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儒家对于命运持积极的态度，《论语.颜渊》子曰：“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对于这句话要从具体的语境理解，不能光从字面断章取义。这是孔夫子对年轻的弟子颜渊不幸的人生际遇的悲鸣：一个人还处在壮年，却因为生活艰难早早离开人世，以其才华和品德本应该富贵却一生贫困，这是颜渊（命）的不幸，也是时代（天）的不幸啊。这是一种惋惜，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不过是当时悲愤情绪的宣泄，不能因此就断定孔子是宿命论，否则就动摇了儒家的“入世”之根基，也与孔子乃至后世儒家贤哲弟子的积极努力不相符。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通过个人道德修养入手，锤炼自己，进而参与国家治理。儒家也不否定命运的存在，但是其“命运”的含义远超过了宿命，而是各种主管客观条件的集合。而且，面对命运也不是消极的服从，而是积极作为，通过自己努力后，接受最终的结果。这样就避免了两个极端，既不消极认命，把一切交给命运，也不执着于结果的成败得失，求得理想与现实的平衡，这也是“中庸之道”的逻辑起点吧。
不过该书也有局限性,即太过功利,改变命运就是要成就功名、成就富贵、求得子嗣、求得长寿,等等,这就使得修行的境界受到局限。因此,南怀瑾先生在《了凡四训新解序》中亦说:“其说其理,虽尚未尽透辟,然于社会人心之影响,人伦道德之辅助,其功非细。”南师的评论比较中肯,既说明其局限性,也讲其对社会人心、人伦道德的重大影响,所以该书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教化意义和人生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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