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政策上有一些列致命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个问题就是，唐玄宗在不懂得怎样用胡人的情况下，却在滥用胡人。安史之乱是在公元755年到763年，由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叛乱，正是这场变乱，使大唐帝国从最巅峰跌落下来。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武则天给唐玄宗留下了很不错的底子。经过武则天的统治，关陇贵族已经遭受重创，武则天从关东发掘出来的很多重臣，对于抗衡关陇贵族的剩余力量大有用处，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但是玄宗感觉还是不过瘾，因为关东的人才多半也是贵族出身，只要是贵族，就总是不那么听使唤。所以选中还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这种人更容易控制，对于皇权扩展大有好处。什么人没有政治根基呢？除了平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胡人。在着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胡人出身的安禄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玄宗时期的帝国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个大军区，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三个，帝国的命脉几乎是完全交到他的手里了。任用胡人将领，这种事情对大唐来说毫不新鲜，这本来就是一个胡汉混血的朝代，太宗时期就重用了不少胡人将领。但是胡人将领来自草原，要用好他们就得懂得草原的政治逻辑，太宗与玄宗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准大不相同。太宗常年与游牧军人打交道，极其熟悉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它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唐太宗曾经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他给骂跑了。
当然，可汗是看到了太宗身后的庞大军队才跑的，但太宗单枪匹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绝对符合草原英雄的特征，一举吸引了草原上大量粉丝。唐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唐太宗还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这显然是一种二元帝国的逻辑。但是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所以到了高宗朝的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唐玄宗放弃草原身份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是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在太宗的时候，大唐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正统所在，认为大唐继承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以及隋朝的统绪，并不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的草原身份就彼此被抛弃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唐虽然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但这种二元性太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安排，倘若皇帝对草原不理解，二元性也就泡汤了。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大事了。唐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到晚年突然遭遇到安史之乱，大唐从最巅峰一下子就摔了下来。大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人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出现了。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就在这里冒出来了。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大变化。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安史之乱确实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南逃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中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很省事，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等烧掉，再放水近来把烧剩的草木灰等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地有的是。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时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省心的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人力越来越便宜，不再怕人工费，只怕地不够用。这样一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子成为帝国内部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财政技术改革
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帝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为皇帝所用。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种税，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政策。皇帝想要高点事情的话，拿着钱比拿着粮更好办，皇帝对付汉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史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让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只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得起书，形成新的人力资源基础，新秩序才真的能够浮现出来。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实际上这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在唐朝的时候印刷术就已经在应用了，但那会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因为当时的豪族社会，社会上对于儒经的需求相对有限，寺院对于佛经则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但是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逐渐浮现出来，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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