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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困境和出路 ——以浦东为例

中国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困境和出路 ——以浦东为例

作者: 任首霖 | 来源:发表于2019-05-07 18:28 被阅读0次

    摘 要:在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困境得到详细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将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问题放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行业协会商会的身上,借助文献研究方法,获取了浦东新区22家行业协会、13家商会和65家企业协会的基础数据和年检数据,就浦东新区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有关组织数据来比照分析其具有独特性的问题困境——人力资源危机、内部治理疲软和组织发展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内部治理和外部帮扶两个层面的发展革新路径,通过人才共享、绩效改革、机构设计、程序完善、政策变更等手段,以求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成长提供借鉴和支持。

    关键词:行业协会 商会 浦东

    引言:

    行业协会是指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并为其服务、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是一种民间性组织,它不属于政府的管理机构系列,而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商会,一般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

    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繁荣,需要经济发展和政府建设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企业上下游之间、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需要一个机构去协调和组织;二是政府建设完善,职能明确,对社会中介组织舍得放手又不任其自生自灭。

    上海市浦东新区就是这两个条件都能满足的典型区域,其国内高新的产业结构和完备的政府现代化管理建设为行业协会商会的成长提供了较为友好的条件,在这一基础上分析其发展的困境和出路,更能排除掉其他地区将来能够追赶上来的一般变量,对于未来到达这一发展水平的地区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具有更加实用的借鉴价值。

    文献综述:

    我国公共管理相关专家和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分析研究,主要提出了行业协会和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首先,对于我国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外部环境,郁建兴认为存在集体物品供给困境:加入的企业数量有限,达不到最优规模;企业数目超过组织规模效率边界,将导致无法加入的企业获得不了自身需要的竞争性集体物品和俱乐部式集体物品,绩效损失;如果保证行业组织最优规模,行业协会代表性会受影响,大量企业游离在外,增加行业协会行使职能难度。沈永东认为存在双重监管模式困境:行业协会商会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注册;双重管理体制注重事前监管,忽视事中、事后监管;双重管理体制导致行业协会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纪莺莺认为中国的行会商会在整体上缺乏自主性,实质上并不构成能稳定地影响政策的制度性力量,也不构成私营企业主用来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或者发起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刘根华认为缺乏参与治理的组织与协调机构,参与治理机制混乱无序,尚未形成有效的管理体制与合作协商机制,参与治理的保障薄弱,表现为法律法规、政策与财政等制度环境缺失。肖凤翔认为行业协会参与行业协会治理的动力和能力匮乏。杜江波认为行业协会很难处理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为大企业所控。杨义凤认为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关系定位不准确,处理不妥善。

    其次,在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内部困境方面,谈婕认为行业协会中存在专职人员偏少、人员结构不合理、人员能力不足等人力资源危机。罗馨蕾认为行业协会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财务危机等内部风险。

    面对如此庞杂和艰难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应当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善方法,在政策法规、监管模式、内部治理等问题集中反映的领域发力,寻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少数学者则视图突破固有的行业协会性质,改革现有的行业协会形式,建立附加营利能力的委员会,另辟蹊径为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形式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一.浦东行业协会商会的基本情况

    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我国1992年进一步扩大改革和开放而成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承载着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期望,在创新优势和枢纽功能、服务功能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成为上海经济发展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其繁荣的经济发展状态和丰富多样的企业类型为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建立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其成为国内行业协会和商会发展标杆地区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当前浦东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数量稳步增长、行业分布趋于合理、运作经费不断增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行业协会和商会本身在构建行业协同发展平台、架设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的纽带、加强行业本身的自律和规则意识,甚至在慈善活动方面的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浦东行业协会商会

    二.浦东行业协会商会的困境和挑战

    (一)浦东行业协会商会工作人员专职比例偏低,人员结构不合理。根据年度检查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浦东行业协会商会共有686人,兼职人员216人,占31%。而在浦东行业协会商会专职工作人员中,离退休返聘135人,占29%。

    1.受制于行业协会较低的收入水平,行业协会难以为员工提供丰厚的物质支持。员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普遍较低,一些小规模的行业协会可能无法为专职人员购买任何社会保险。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使得仅依赖招聘这一渠道无法吸引高素质人才进行专职工作。

    2.在物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行业协会有很大概率在隐形激励方面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它缺乏系统的培训来支持员工的发展。员工只能享受基本的岗前培训,无法获得行业协会发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导致员工不能提升个人实力和个人竞争力,缺乏成长,因而很少受到“面向长远的职业生涯激励”。行业协会也缺乏有效的绩效管理机制。不完备的绩效管理机制使得它无法公平地考核员工,进而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员工消极怠工。

    3.另外,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安排在职和退(离)休公务员到行业协会商会任职兼职。上述文件可能加剧行业协会的人才紧缺状况。行业协会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将直接限制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

    (二)浦东行业协会商会支出使用结构不合理,内部治理疲软。

    1.管理成本过高。截至2016年底,行业协会的支出使用中,管理费费用最高,达到2419.39万元。即使在浦东行业协会商会总支出当中,管理费也达到了4574.61万元,占比38%,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业务活动成本支出的数额。即便相较于“乐施会”等国际知名公募基金组织管理费用普遍在10.4%的比例,浦东行业协会商会也明显偏高了。管理费用是行业协会商会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行政人员的工资福利(注意,不是项目人员,项目人员的工资福利纳入业务活动成本中核算)、办公室水电费、租金等等行政费用。这一费用比例过高反映的是浦东行业协会商会在组织内部治理方面的成本较高、能力较差、方式欠妥。

    2.在组织域内,行业协会存在典型的弱型治理特征——治理主体的治理动机较弱,治理目标趋于模糊,治理机构的制衡效能不足。而其委托代理关系又具有复杂化的特征,会员大会——理事会委托代理、理事会——执行者委托代理等代理关系多样。同时内部管理轻物质重精神激励,主要依靠非法律软性惩罚,缺乏法律、合约等强制性机制,只能依赖批评教育、内部通报、曝光、罚款、集体抵制开除会籍等方式。此外还有所有者缺位导致监督机制弱化,搭便车现象严重等等内部管理问题。行业协会的弱治理特征决定了其治理绩效的高低更多地依靠道德约束、声誉、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更具有柔性,更偏好自律,并进一步导致其管理费用占比过高的不良后果。

    (三)部分行业协会结构性、覆盖面、影响力的问题依旧存在,与浦东经济社会日益快速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截至2017年底,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共有100家,其中行业协会22家,商会13家,企业协会65家。

    1.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在数量上相对较多,但是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没有做到全面匹配。2017年,浦东新区第二产业占生产总值25%,而浦东制造业的行业协会商会只占全部行业协会商会的5%,不仅不利于第二产业占比的保持,还使得行业协会商会在浦东第二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中贡献匮乏。

    2.浦东行业协会商会构成不合理。浦东企业协会占据整个浦东行业协会商会的65%,一方面反映了浦东企业协会适应企业自由组合寻找共同利益、配合跨行业企业疏通上下游产业链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展示了浦东行业协会发展不充分、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3.行业协会影响力不足。在浦东行业协会商会评估等级当中,行业协会大多集中在4A级,3A级和5A级都比较少,而企业协会大多集中在5A级,4A级和3A级的协会依次减少。浦东行业协会在企业当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企业协会明显更加具有活力和建设优势。伴随着上海市行业协会脱钩试点工作的开展和组织治理的转型,政策性行业协会商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拨款减少、项目减少等问题的影响,并且脱钩工作非但未能强化其活动空间,反而导致其丧失原业务主管单位之前或明或暗授予的权限。这对于行业协会影响力的维持还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三.浦东新区行业协会商会的突围路径:

    (一)行业协会积极实施人才共享,建议建立人才共享试用期制度、人才绩效考评制度,进一步促进人才共享的制度化。

    1.人才共享是解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危机的一种新尝试。在人才共享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在不改变人才劳动关系的前提下,采用“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来去自由”的人才流动模式,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合作。

    2.吸引人才的可以是物质薪酬条件,这一方面的准备有赖于利用市场来提高行业协会物质基础,开办附属企业,进行实体化建设等等。

    3.吸引人才的也可以是行业协会本身意味着的于诸多本行业企业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价值、可以直接接触到的一手企业市场信息等等非物质薪酬奖励,而且这些价值优势是行业协会所独有的,可以避免与企业直接在人才市场白刃战。如果行业协会能够争取到政府的扶助政策,为行业协会专职人员在职称评定、户籍管理、社会保障方面提高待遇,尤其是在上海这样实行严格的户籍人口管制政策的一线城市,将会极大地提高行业协会对青年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

    (二)行业协会商会要改进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强化管理力度,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1.法律应规范并鼓励行业协会采行规范其自身活动的明确标准,给予行业协会管理其内部事务如协会内部结构的建立、组织的设立、日常管理、内部惩罚约束等足够的权限,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主动性、能动性和专业性优势。建立健全民主选举程序,规范协会的机构设置,完善监督机制。

    2.在行业协会内部,要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如差额选举,会员公开投票选举等甄选包括协会正副会长、理事会、秘书长等在内的管理层,遴选行业内具有良好口碑热心协会事业、具有全面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人为协会领导人,防止各种形式的变相终身制。

    3.协会秘书处的组织机构设置要适应协会职能变化的要求,加强对市场化运作的实施能力,强化岗位责任制管理,使协会的机构设置合理、运行协调。积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改革,推进政会分开;着力促进新型行业协会的组建,优化布局结构;理顺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把行业协会从其它社团中分离出来,实行单独登记管理的新体制,消除协会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加强行业协会会员及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畅通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资源共享;建立科学有效的行业协会评估指标体系,由市行业协会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行业协会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政府对协会进行监管的依据。

    (三)改善行业协会的外部环境,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提升自身服务企业的业务能力,促进行业协会整体发展。行业协会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行业协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1.政府要给予行业协会适当的财政政策支持,减免税费,提供必要基本工作条件。政府要设置支持行业协会发展的专项资金或相关预算支出的项目,并鼓励社会资本进行融资,将支持资金用于新兴产业行业协会的培育和发展,妥善解决行业会发展中资金短缺等环节问题。

    2.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行业协会发展配套法律制度,主要是建立并完善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采购制度和建立完善财政转移支持制度。简政放权,转移政府职能,加快促进行业协会自治。

    3.政府应加强引导,完善协会功能定位,扶持行业协会运行及建设行业协会孵化平台。制定专项计划,激励当地乃至全球知名企业与行业协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引入孵化机构。支持行业协会组织产业发展趋势研讨,引领企业建立面向互联发展的战略思维和商业模式。鼓励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跨领域、跨行业交流的途径和渠道,探索产业新机会。引导行业协会加强信息收集、监测和分祈的能力,适应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进而为相关企业给予优质咨询服务。

    结论:我国行业协会和商会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后出现以来,见证了对于企业的管理模式从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之艰难不仅仅是对于政府转变监管思维而言、不止是针对企业转变其应对行为而言,也是针对行业协会和商会本身而言,毕竟它们的产生不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必需、反而完全是政府政治力量推动的。这就为其埋下了职能行使不力、政府关系处理困难、双重监管模式落后、对内建设不够完善等一系列苦果。

    具体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行业协会商会而言,则表现为人力资源危机、内部管理疲软和组织发展不足等困境。这些困境有的是因为政府放手之后,行业协会商会缺少相关资源的支持而产生的,有的这是行业协会商会在政府的羽翼下生存时间过长引发的先天不足,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针对这些困境,有着内部治理和外部帮扶两个大方向上的路径。一方面要在行业协会内部完善组织机制,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和先进性,同时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改善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的人力资源组成;另一方面,在要在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上下手,通过资源共享、政策调整等手段,改善行业协会商会的成长环境,为行业协会商会的蓬勃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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