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母亲还上过三年小学，认得一些字，尤其是繁体字，父亲则是连一天学校门都没有进去过，除了认得自己的名字外，其余寥寥。据说我爷爷叫李子美，是我们村里的保长，很有点权势，但后来被上面抓去后就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外地了。他有三儿三女，我父亲是老小，小时候尤其淘气，贪玩，我爷爷掂着棍棒追着他暴打他都围着村里的大坑转而不去上学。杜甫字子美，我爷爷的名字有此二字，可见我爷爷的爷爷或者父亲还是很有些文人气质的。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也是采用了三国时候才华横溢的曹植先生的字“子建”而来的，迟子建说过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我没有见过我爷爷，但我小时候是和我奶奶睡一个被窝长大的，我就睡在她脚头边儿，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三寸金莲，那脚可是真的小。父亲是个老实人，干活实诚，为人处事好吃亏，占小便宜的事儿在他身上极为罕见。我家里的大事小事几乎都是母亲和哥哥主持操办的，父亲几乎算是一个“公家人”，他给从前的生产队喂养牲畜，天天都在生产队的牲口房里忙活，连吃个午饭都得我们小孩子去叫他。父亲会做白豆腐，热豆腐凉豆腐都会做。热豆腐是蘸着红辣椒糊糊吃，又软又辣，吃起来很过瘾。凉豆腐是炒菜吃，有时油炸有时清炖，都有好味道。父亲至少卖了十几年白豆腐。但父亲有个习惯：热豆腐不卖剩下时是不会叫我们小孩子吃的，那时候钱是金贵金贵的，对于一个贫民家庭而言挣钱就是天命。父亲不识字，遇到赊账的就回头叫母亲记账。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吃白豆腐，热豆腐凉豆腐都是最爱，百吃不厌。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也已经三四年了，父亲做的白豆腐的味道就成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味，看到碗里的白白嫩嫩的豆腐，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想到他一辈子本本分分地活到了七十八岁，大度为人，热心助人，和母亲一起靠做个小生意支撑一个家庭，养育了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又把我们四个都送进了大学校门，最后成家立业，各做各的事儿，父亲的黄土一样的生命还是化为我们的血脉传承下去。虽然父亲后来一直病弱，药物从未断过，但他的生命力还是很强大的，因为我家的左邻右舍中身体远比他强壮的，竟有好几个都走在了他的前头，他在临终之际，前前后后卧床不起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基本上算是没有遭受多少缠绵病榻的痛苦，我哥哥做主也没有让父亲因为过度医疗而被动地不得不活着，父亲基本上就是顺其自然地离开了我们。父亲信奉基督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一日三餐前闭目低头垂手静默地祷告，虔诚真切。我们也是尊奉主的道，走了基督教的丧葬程序，送父亲回归天家。想到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他生命中的最后好几年，吃饭都是通过鼻饲管，每次重病抢救时都是浑身上下都插满了管子，我总是认为还是我父亲这样子的离开是挺好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是宁愿父亲安安然然地平静离世，而不愿看到在抢救室里呼天抢地地叫医生采用一切手段延长人的寿命那样一幕。我总有一天也会提前给我的孩子立下遗嘱，叫他们自觉维护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活着的尊严，给我一个“自然离席”的自由与权利。台湾女作家简嫃有一本书叫《谁在银光闪闪的地方等你》，我通读的时候数次潸然泪下，内心深受触动，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活着的使命尊严与价值，更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晚境的诸多无奈与抉择。我手中的这本书是一个我钟爱的女生杨芳赠送给我的，是我不可多得的一本枕边书之一。2018年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们兄弟姐妹都回到了乡下老家，弟弟与哥哥，侄子等冒雨给祖坟里的奶奶，父亲，嫂子，两个伯母都添了坟，我也敬献了两束鲜花于他们的灵前，默默地祈愿他们安息在天地之间，永活在我们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的记忆之间。我们不畏生死，但始终敬畏生命；我们不汲汲名利于世，但始终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人活着总是要有尊严、自由和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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