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恶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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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则农药广告吗？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
回忆大白兔、话梅糖、大大泡泡糖、麦乳精的味道，是有情调的怀旧。回忆低标准、橡子面、啃树皮、撸树叶、观音土，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曾经几代人都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被裹挟向前，主义在空中飘扬，理想在天边闪光，伟人在云里招手，我们在地下匍匐。
前苏联作家叶普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
“我们”的意识是唯一被准许的思想，“我们”代表国家、人民、集体等一切组织，“我”只有从属于“我们”才有意义和价值。
在“我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因为“我”的一切都是“我们”赐予的，并且是受“我们”控制的。
“我”和“我们”发生冲突甚至对立，“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的打到“我”甚至彻底消灭“我”，最好是“我”消灭“我”。
一旦被划为“我们”，“我”是要感激涕零的，因为这表示你是“同志”，万一被指为“你们”，特别是“一小撮”，就万劫不复了！
书中有句话：“我们”出自上帝之手，“我”则是魔鬼所生。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高于一切，可什么是人民？
摘一段算回答：
我们面前是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一克重的砝码，另一端是一吨重的砝码；一端是“我”，另一端是“我们”，即大一统国。显然，认为“我”相对于大一统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抵得上一吨，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得出一种分配方式：给“吨”以权利，给“克”以义务，于是就有了由渺小到伟大的不二法门：忘记你是一克，而把自己当做百万分之一吨……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大学问；消得家庭中嫌隙，便是大经纶。
按：
建议央视继“你幸福吗”再搞一次街头采访，题目是：“你想怎么个死法？”
我估计神回答可能是：“你去死吧！”
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认为，现代中国人唯一的觉悟之道就是透过死亡这道门。
有句话：“有些人死得好像从来没有活过，有些人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
官员脸上的颟顸与民众脸上的麻木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劳伦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是一部侦探小说，2013年我去马鞍山的路上读完后，写下的几句话很有趣，附录如下：
雾是水，霾是尘，
窗外灰蒙蒙，一切都在雾霾中。
合上这本书，心想：
如果持续下去，
全中国十三亿人只有一个死法。
布洛克是英美硬汉派侦探小说第一人，他的书我消遣过四五本，另外一本《繁花将尽》印象深刻，其中几句话很美：
夏日已远，繁花将尽。
我来似水，我去如风。
我们都是被命运宣判了死刑的囚犯，不过是缓期执行，具体是哪一天没人知道。
我们当然不必因此担惊受怕，而是要加倍珍惜这剩余的宝贵时光，做自己想做的事，做有意思的事，做有意义的事。
稻盛和夫先生的《活法》值得一读，可是没想过“死法”就不知道“活法”。
推荐余华的《活着》和电影版《活着》，我认为这是张艺谋水平最高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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