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名叫法耶，是邮递员的女儿。她在城镇里长大，住在一幢黄色的房子里，周围是白色尖装栅栏，栅栏旁种着一排排紫色鸢尾花，她母亲据说是山谷里最好的裁缝，所以年轻时的法耶总是穿着裁剪完美的漂亮衣服，从天鹅绒夹克到涤纶长裤，从羊毛套装到华达尼裙，应有尽有。她到教堂做礼拜，也参加学校和社区活动，她过着正常有序的体面生活，可谓无懈可击。
这种体表面的体面是她母亲精心炮制的结果。我的外婆拉鲁成年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值二战后，理想主义成为狂热思潮的十年。拉鲁的父亲酗酒，那时还没有‘成瘾’和‘同理心’这些术语。酗酒的人不叫酗酒者，而被称为酒鬼。她来自非正常家庭，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摩门教社区中。和许多社区一样，父母的罪行恶果也祸及子女。镇上，没有一个体面的男人会考虑娶她为妻。她认识并嫁给了我外公，一个刚从海军退役的好脾气的年轻人。婚后，她便致力于构建一个完美家庭，至少外表上如此。她相信，这样会保护女儿们免受社会的伤害，不像她过去那样遭人冷眼。
其成果之一就是白色的尖栅栏和一衣橱的手工缝制衣服。另一个成果是她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严厉的年轻人，此人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喜欢不走寻常路。
也就是说，我母亲对堆积在她身上的体面做出了任性的回应，外婆想把自己从未有过的礼物送给女儿，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出身。但法耶不想要这个，我母亲虽然不是社会变革者，甚至在最叛逆的时期她也谨遵摩门教信仰终于婚姻和母性——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巨变，似乎至少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她不再想要白色尖栅栏和华达尼礼服。
母亲给我讲过几十个关于她童年的故事，关于外婆如何为大女儿的社会地位而烦恼，为她的凹凸细纹布裙是否裁剪得当而烦恼，为她的蓝色天鹅绒宽松长裤颜色正不正而烦恼。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我父亲趁虚而入，出卖天鹅绒换取蓝牛仔裤而告终。有一件事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七八岁，正在房间里换去教堂的衣服，我拿了一块湿抹布擦脸、手和脚，但只会擦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我选了一件长袖棉布裙，这样我就不必洗胳膊了。母亲看着我把裙子胡乱套在头上，嫉妒点亮了她的双眼。
“你要是外婆的女儿，”她说，“我们会天不亮就起床梳头，然后一早上都会穿哪双鞋更漂亮而苦恼，是该穿白色那双，还是奶油色那双。”
母亲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她想从记忆中找点幽默，寻到的却是偏见。“即便最终选择了奶油色那双，我们也会迟到，因为到最后关头，外婆又会慌作一团，开车到表姐唐娜家，去借她那双奶油色鞋子，因为她那双鞋跟低一点。”
母亲盯着窗外，出了神……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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