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我四五岁的时候，听到奶奶和母亲说，等我长大后想办法让我干缝纫铺，砸衣裳，这活轻快。我上学后学习成绩很好，长辈们的愿望是，让我多念点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可是，我们那一级学生，初中只上了两年，就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辍学了。
每天早晨，我拘谨地走到我们第七生产小队集合的“庙上”，站在一路横队的排尾，举起红宝书，和社员们一起“早请示”：“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等待队长派活。有一次，全部社员都被安排了活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活干，我踽踽地低着头回家。
那时男劳力的最高工分是十二分，女劳力的最高工分是七分五。我和最高工分的女劳力是同龄人，但我的工分和比我小好几岁的小姑娘一样高——四分。我对此很满足，毫无意见。因为即便是这样，我干起活来还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干活回到家，不是旱包露水，就是蔫头耷拉。往床上一趄，不思饮食。家里总是千方百计让我这老大吃点好干粮、好就菜，妹妹们则是多吃地瓜、吃剩菜。
那时爷爷刚给两个儿子分了家，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母亲对我这一天挣四分工的半个劳动力精心伺候。寒冬腊月，全村会战，在南河整地。母亲早早起床，做粘粥、做菜，烧煎饼。吃过早饭，我头上包上那块方围巾，扛上锨跟在社员们后面。大寨田里搭着帐篷，挂着标语，喇叭里广播着战天斗地的口号。男女劳力两人一伙，男劳力用镢刨土，女劳力用锨除土。没有人愿意和我一伙，我走到一个男劳力跟前，人家扛起镢来转移了；我再走到另一个人跟前，人家也扛起镢来转移了。最后是我打游击，这里除一锨，那里除一锨。午饭吃自带的煎饼和一丁点儿豆腐干。一个老汉一手拿着窝头啃，一手拿一个咸辣椒。
割麦子，社员们在地头一字儿排开，那么长的地，顷刻就割到了头。我还在地中间。为了自我解嘲，我装作镰刀掉下头来，走到堰边的石头旁去楔镰。玉芳教我：“割麦子要‘上搭镰’，不能和割草似的‘下搭镰’。”我一试，果然很顺手，割得快多了。
拉麦茬，别人把锄往前面一搭，然后往后面一拉，麦茬就被拉出来。队长检查时，我的垅里常常有麦茬没有被全部拉出来，这叫留下了“脊梁骨”。
出粪，把下栏里湿漉漉的粪往上栏的大箩筐里除，抬着一大箩筐粪从猪圈里拐弯抹角走出来，我两手扶着扁担，东倒西歪。
挑水种地瓜，从龙泉沟的水洼里灌上两桶水，从接近九十度的大堰坡的羊肠小道上往地里挑，从地瓜脊和地瓜沟里迈腿，前面一只水桶磕膝盖，后面一只水桶碰脚后跟。
打夜工，从包袱地往场院里扛玉米秸，男劳力扛三个，女劳力扛两个。我不好意思扛一个，也扛两个。扛到半路，实在扛不动了，我就扔掉一个。第二天队长说：“夜来后晌知不道是谁，把一个棒槌秸撂到路边上。扛不动就少扛个，乱撂！”
推粪拉车子，没有人愿意和我一伙，最后是我和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一伙的五十多岁的王爷爷一伙。推到崖头半道，任凭推车人怎么用力推，任凭我怎么用力拉，车子纹丝不动。社员们在一旁议论：“你看这两个人！”队长宣布歇着时，我这外行说：“赶快装满车子，歇着了——”队长说：“你说得好，装满车子，叫一车粪压着轱轮？“
从南河抬豆子，我是右撇子，我的伙伴玉芳是左撇子。扁担斜在我们俩的左肩右肩上，很不得劲。半路上大雨倾盆，我俩在雨中步履蹒跚。摔倒了，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是泥。我想象着：那些走得快的早已经到家吃上热饭了。
锄麦子，比我小五岁的大妹妹比我锄得快，她锄到地头后，就赶忙到我的麦垅头上往回锄迎我。
我学文化课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务农却呆头呆脑、笨拙无比。剜谷苗，小伙伴教我，先把谷苗间得密度合适，再用小锄从两边扒些土把谷苗培住。队长检查时，我的垅里有拔断的谷苗根没有锄出来。人家没告诉我把谷苗根锄出来，我就不知道把谷苗根锄出来。
一次队长派我到场院里干活。我进场后毕恭毕敬地对那位老贫农场长说：“老爷爷：队长叫我来场院里干。”他瞪了我一眼，说：“叫你来干啥？一脚踏不煞个蚁蛘！”
我赶过小驴。我写过一篇《赶小驴》：
看了《淄博晚报》“人生脚印”的征文，突然就想起了赶小驴。
我初中未上完就在“大革命”中辍学务了农。那时，大队隔三差五往小队派任务——出几个男劳力推礁宝石。这就相应地需要赶小驴迎车子的，于是我们小队就有几个半大孩子成为这类专门人才，而当其中之一请假时，队长则往往派我去补缺。
我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在驴子面前胆战心惊。小伙伴们很照顾我（说是小伙伴，其实并非同龄人，她们才十四五岁，而我则已年方二九了。这皆是因了我的弱不禁风，所以被划入此一等级中，我的同龄人早已是挣女劳力的最高工分——七分五了，而我与小伙伴们才挣四分），总是把最老实最能干的大灰驴让给我，并帮我给毛驴往嘴里带拉锁什么的。用牛时就把脾气最好的老黄腱让给我。
牵着牛上王村迎车子，来回五六十里。有一次回来的路上大雨不停，浑身上下淋得湿透湿透。
从昆仑迎车子往回走，那位老实的毛驴在宋家坊和许家庄之间的一个长长的下坡路上撒欢，撂开蹄子就跑。我拽不住缰绳，只好松了手；推车的王爷爷也攥不住车把，只好松了手。驴子拉着东倒西歪的车子跑出去二三十米才慢慢停下，车上的煤撒了一路。我想这下一定会遭到王爷爷的批评了，但没有。
一次，驴子“架了腿”，我从驴的腿“后面”往外拿绳子，推车的张老爷爷呵斥道：“你从后头拿绳子，你待叫它踢煞你啊！！”我这学过《黔之驴》的人，竟然忘了驴子的本事就是“踢”，“蹄之”。后来我观察小伙伴们对“架腿”的处理方法：从驴腿“前面”握住绳子，用绳子轻轻碰驴腿几下，嘴里同时说着：”抬！抬！抬！……”驴子能听懂人话，就抬起腿，人就趁机把绳子拿出来。
有个小男孩名长杰，按照老乡亲我叫他爷爷。他举手投足很像《小兵张嘎》中的张嘎。他爱说爱唱，风趣幽默，心地特别善良。当他发现我要让驴往左走时就拼命挣缰绳，要让驴往右走时就拿肩膀用力扛驴头时，就对我说：“想叫它住下你就喊‘吁——’，想叫它向左走你就喊‘移——’，想叫它往右走你就喊‘WAO——’，这叫‘左移右WAO’。你又挣又扛，你哪能扛得过它？”他的耐心讲解使我非常感动。
在去迎车子的路上，伙伴们总是骑驴的。他们看我步行那四五十里路实在可怜，就一再鼓励我骑驴，可我说啥也不敢。终于有一回，我斗胆被伙伴们七手八脚地抬上驴。我瑟缩在驴背上，战战兢兢地跟在伙伴们的驴后面。这毛驴本是公认的老实驴，可是因为我比它还老实，所以没走几步，它就驮着我径直进了玉米地，远处地里干活的人便大声吆喝：“哎——那驴啃了棒槌了——”小伙伴们听了哈哈大笑，而我则“骑驴难下”了。我只好以颤抖的声音喊道：“快点——快点把俺弄下去！”小伙伴们一个个翻身下驴，哈哈大笑着把我从驴背上抬下来。自此，我再也不敢骑驴，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我都是安步当车，与驴同行。
那段日子，我不独赶过小驴，还干过机房、粉房、挂面房，甚至走村串街叫卖过粉皮粉条。过去常常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现在倒觉得往事很值得回味了。一次，教研组的老师开玩笑说：“你赶小驴的那段时间可不算工龄哪！”我的承受困难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也许正是得益于那段当时颇以为苦的经历。人生短暂，贪婪地咀嚼生活吧，哪怕是苦，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
1995年10月于苦竹斋
我干过机房。我们小队织再生布，我摇着纺车打芦芙。芦芙也就是一种线穗子，体积小，半个胡萝卜大。络玥子我不太会，总不能像别人络得那样饱满好看。牵机我也干不太好，两个人并列扳一个缠线的大轮子，我用力赶不上另一个人大，常常使线缠不好。
后来，我被小队安排到大队的粉坊去，这在农村无疑是一个好活路。亲戚中一位很会说话的老太太对我母亲说：“这外甥闺女好歹找着好工作了！”粉坊的院子有一棵香椿芽树，树冠由八枝组成伞状。俗语有云：“人无十足，树无九枝。”对于“人无十足”，我所见多矣；“树无九枝”，今始见。
做粉条，那简直是在创造艺术品啊！打芡，左手攥着三根同样粗细的木棒，三根木棒要平行，不能呈三角形。把大盆里开水浇了的淀粉用木棒挑起来老高，在空中形成瀑布状。我们初学者没有技术，只能揣面。五六个妇女，围着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盆揣面，步调一致，逆时针转圈，那简直是舞蹈。面揣好了，只留一两个初干者原地不动地捣着面，其他人各就各位。打瓢者爬上锅台，坐在小板凳上，左手握住吊在顶棚上的一个底上满是小孔的铁水瓢。递面者从盆里揪一块面，两手团弄团弄，光滑的那一面朝下，一下子放到瓢里。打瓢者用右手的拳头打瓢里的面，一条条的粉条就落在大锅里。拨粉者用两根比《红楼梦》里刘姥姥夹鸽子蛋的筷子还要长的高粱葶子，把煮熟的粉条从锅里拨到大盆的凉水里。逛粉者像逛毛线一样把粉条逛成大圆圈，把一根一尺长左右的细竿子穿进圈子，放到旁边的架子上。运粉者用力搓悠粉条，使粘在一起的粉条散开来。最后，把粉条抬到场院里去晒。我们几个初学者常常央求老手们让我们打点瓢、逛点粉，我逛的粉条很短，不太合格。后来，我们小队也开了粉坊，我几乎成了骨干，受到了队长的表扬。
粉皮无疑也是艺术品。做粉皮技术性不太高，我一看就会了。两个人一伙，一个轮粉皮，一个扒粉皮。一口大锅里的热水面上放一个铜锣似的器皿，舀一勺糊子在器皿里，转上几下，一张粉皮就在器皿底上形成了。往器皿里灌点开水，待粉皮熟了，把器皿放到大盆的凉水里浸一下，然后把粉皮扒下来，放在高粱杆做的箔杖上晒。
即便是看着毛驴拉磨，也很有趣味。粉碎成丁状的生地瓜，从磨眼里下去，磨成的糊子从两片磨轱轮之间淌到磨盘里，再从磨盘里流到磨嘴下面的水桶里。用这糊子做成一个个的粉坨子，粉坨子晒干后砸碎成淀粉，用淀粉做粉条粉皮。
有时，我们要两个人一伙推着车子到四外八庄吆三喝四去换粉条粉皮，记忆中好像是三斤半地瓜干换一斤。我和玉玲一伙。上康家坞时，胡同里遇到比我矮一级的初中同学，人家早已经是受人尊敬的赤脚医生，穿戴一新，背着药箱子，叫人羡慕，叫人自卑。换完粉条，我们推着一车地瓜干，到村外的堰跟坐下，吃上两个干煎饼，喝点军用水壶里的水。我车技很差，一次车子推到三台庄桥上，我越是让车子靠中间点，车子越是靠边上，车辘轱距离桥边只有一寸，差一点点就掉到河里。在大百锡，姥娘叫我们到家里吃饭，并且把我们剩余的粉条全部换下，省却了我们的时间和脚步。我内向，不好意思吆喝，多是玉玲吆喝。她嫌我不吆喝时，我就学着她吆喝：“换干粉了——”她就哈哈大笑。我再学她另一种吆喝：“来换干粉！”她仍旧是哈哈大笑。弄得我吆喝也不是，不吆喝也不是。我想，我的声音在别人听来一定是赖声赖气像赖猫喵呜。玉玲的声音洪亮有力，她在《沙家浜》里扮演沙奶奶，演得很好。
务农两年，干活或休息时我基本上是沉默寡言，集体活动我更是怵头。大队晚上在学校召开政治方面的全体社员大会，八个小队的社员每个小队排成一路纵队，坐在小板凳上。有个女社员上台发言，紧张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笑着跑下了讲台。另一个女社员发言说：“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四卷。”她把“卷”字念成三声。我坐在七小队的队伍里，为她们的紧张而紧张。后来我的性格稍有改变。生产队开会，队长叫我唱样板戏，我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学你爹心红眼亮志如钢》。在三台山上种花生，女社员让我教她们唱歌，我教她们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吆下功夫……”我自编动作，给几个青年女社员排练《铁姑娘》：“俺学那大寨的铁姑娘，毛泽东思想牢记在心坎上……”我给本家的三婶和四婶排练节目，剧名忘了，大意是两亲家见面，她们每人挎一个竹篮：“……满山的好庄稼望呀望不到边……”
我的体弱务农一直是家里的一块心病。后来，我们小队加工矿上用的一种垫子，我家里买了缝纫机，我一早一晚做几个交到队里换工分。再后来，父亲想问问供销社领导，让我上理发店干临时工，我爷爷奶奶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此举尚未实施，我的命运来了个转机。
2018年10月于静虚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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