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在一个边界模糊的地域，要求人们不可越界地活动，结果发现人们活动范围很窄，很不活跃，因为他们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越界犯规。无形之中有一道极粗的边界线带。
在另一个实验中，心理学家规定了明确的边界，同样要求人们活动不可越界，这次，人们活跃多了，有人甚至挪动到边界附近，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越界，他们就是安全的，不会犯规。
这个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明确的边界可以带来更多的自由度和活跃度。
在一个法律留下许多模棱两可执行空间的地方，经济的活跃程度实际是受到抑制的。
比如，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只要经营时间在5年以上的，只要去查就会有问题，抓起来判5年以上直至死刑都有法律依据；且不说有些地方公权力的滥用已经到随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程度。企业家曾成杰的被判死刑和企业家吴英的刀下免死，实际就是一代企业家的悲歌。最近曝出新闻，吴英的合作伙伴没有觉得她是诈骗犯的，就是正常的业务关系。而吴英在没有被审判、得出结论之前，其公司名下财产就被莫名查封、拍卖！此是后话。
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最大悲哀。在和平年代，在建设时期，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能够创造财富。而且，他们没有护身符。与权力的结盟也许一时是保护，一时却成为加速堕落的助推器。
换句话说，他们的风险敞口是巨大、无遮盖的。他们也不像古代以色列人，无心之过的犯法，只要罪不当诛，就有可能逃去“逃城”，在那里法外容情，留待七年之后，可能赢来特赦，从而逃过一劫。
仍然应了句古话：富贵险中求。这是不是意味着从古自今，经济人文环境是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和变化的？那些模糊的边界，谁来赋予它清晰的界定？
为什么会想起这个问题？我忽然觉得，那些遵循刻板生活信条的人，那些在内心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们其实是极端热爱自由的人。有一个大学的校训曾经是“因真理，而服侍，以自由。”只有在内心全面建立起有关人生、宇宙，真理的边界，人才能在自制中获得最大的自由。自由从来不是无所节制的散漫，自由是边界清晰的疆域里的驰骋，因为人知道，自己有限的肉体无法匹配绝对的自由，所以人才会在超肉体的世界里寻求更高的旨意，它清晰的边界下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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