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著作之一《廿二史考异》又称《二十二史考异》，是中国训诂书，全书一百卷，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撰写。系统地考证二十二部正史及其注释的史实、文字、训诂，订正了很多讹误。与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钱大昕（1728年2月16日——1804年11月2日），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汉族，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清代史学家、汉学家。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丁忧后不复出仕，专心著述。
钱大昕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钱大昕是当时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也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治学范围颇广，精于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等许多方面的考证，以学术为己任，为官不忘治学，辞官回乡后读书更勤，因此，“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治一史而无史不窥”，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史学方面，钱大昕对于元史的研究有开山之功。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后世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
钱大昕考史，主张实事求是，强调史家记人、记时、记地的真实性可靠性。《考异》的成就，梁启超比之于王念孙、引之父子在群经考订方面的名著《经义述闻》。《廿二史考异》虽与《十七史商榷》相似，但着重对史书按卷按篇进行校勘、典制考释和名物训诂等。重点考订年代、官制、地理沿革和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有的列专题，集中有关资料加以说明，如《南史·宋本纪》“刘裕龙行虎步”条，将《南史》里虎字材料大体集中，说明《南史》纪传于虎字多不避讳。又如卷九“汉侯国考”、卷十五“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每书并有说明，卷五十六“补修唐书史臣表”、卷八十三“宋奉史诸臣年表”等，均可独立成文。为当时史学的重要著作。其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全书其内容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22部正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全书包括《史记》五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三卷，《续汉书》二卷，《三国志》三卷，《晋书》五卷，《宋书》二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一卷，《魏书》三卷，《北齐书》、《周书》各一卷，《隋书》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书》十六卷，《旧唐书》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辽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
《廿二史考异》
钱大昕18岁有志读史，他反复精读各部正史，详加比勘，读书所得，随时用别纸写出。40岁开始撰写《廿二史考异》，历15年而草成初稿，其史学著作，合而为《廿二史考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书百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开始校刻，至嘉庆二年（1797年）全书告成。从积累资料到全书刊成，历时52载。
通过自身的考据实践，钱大昕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以及专题研究法等等。其最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作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史部著作为畏途。而钱大昕则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廿二史考异》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良好史官的职责虽然是书写善恶，但是必须服从事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自圆其说，那就轮不到再作褒贬之词了”。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朱熹的《通鉴纲目》两部著作掺杂了主观解释，混淆了历史事实和评价。他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又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
钱大昕
钱大昕写有《春秋论》两文。这是他的史学论的重要篇章。他首先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之所隐而已矣。”这是说，《春秋》的褒贬态度和方法，就是“直书其事”，善恶不隐，使读者了解真实。又说：“记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褒贬之正，就是“记实”。换句话说，记事不实，那个褒贬就是不正，就是胡搞。“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钱氏强调：“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
有人认为，据事直书，写了当代君王的短处或不体面的事，有“谤书”之嫌。钱大昕则认为，据事直书君短，不等于诽谤。他说：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言”，有人“以谤书短之”，这是不了解他著作之旨。并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对于君王、有的奉为圣明，当作神灵，以为只能颂扬，不能轻议是非；而直书实录论者则以为，无论何人何事，皆当直书其事，明其是非，显其优劣。钱氏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的。他以为，司马迁著《史记》，总的说来是“尊汉”，但也写了不少景武之世的缺点错误，这是“实录”，不是诽谤，明确地否定了“谤书”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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