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8年），字登善，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唐朝官员、书法家。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望族，隋末时跟随父亲褚亮追随西秦霸王薛举，担任通事舍人。唐朝建立后，他归附唐朝，被李世民任命为秦王府的铠曹参军。李世民登基后，褚遂良历任秘书郎、起居郎、谏议大夫、黄门侍郎等职。他曾在虞世南去世后，被李世民任命为侍书。
褚遂良直言进谏，多次向李世民提出重要建议。例如，李世民准备前往泰山封禅时，他因彗星出现而劝谏李世民停止封禅；魏王李泰受宠，李世民以嫡子礼制待他，褚遂良进谏认为太子和诸王应定名分和制度；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他反对立李泰，最终李世民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面对薛延陀请求和亲又反悔一事，他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应遵守誓言答应和亲；高句丽事件中，他也曾劝谏李世民谨慎出兵；莫离支进献白金时，他以臧哀伯劝谏鲁桓公的例子，让李世民不要接受财物，李世民接受了该建议。
褚遂良是李世民的托孤重臣。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李世民病重，将其与长孙无忌召入宫中，命两人辅佐太子李治，并让褚遂良起草诏书，令李治继位。李治继位后，褚遂良先被封为河南县公，后升为河南郡公，还曾任吏部尚书、右仆射等职，负责监修国史等。
然而，在永徽六年（655 年），李治准备废黜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后时，褚遂良坚决反对，他认为王氏出身名门且德行无过，不应废立，甚至将笏板放到殿前台阶上还给李治，并叩头至流血。因李勣进谏称立后是皇帝家事，李治最终废黜王氏，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则被贬为潭州都督，之后又调到桂州担任都督，不久再被贬为爱州刺史。他曾向李治上书陈诉忠诚和冤情，但未被采纳。显庆三年（658 年），褚遂良在爱州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褚遂良逝世后两年多，其生前官爵被夺去，子孙也被发配流放。直到唐弘道元年（683 年），李治逝世，遗诏中才允许褚遂良的子孙后代返回中原。唐神龙元年（705 年），武则天在遗诏中恢复了褚遂良的爵位。神龙政变后，褚遂良被追谥为“文忠”，配享高宗祠庙。
褚遂良的书法成就颇高，他师从欧阳询、虞世南、史陵等书法家，并继承了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的风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其代表作品有碑刻作品《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书法作品《倪宽传赞》《阴符经》《临〈王献之飞鸟帖〉》《山河帖》《临兰亭序》《家侄帖》《枯树赋》等。他前期的书法作品在保持欧阳询、虞世南书体特色的基础上，吸收隶书笔划风格，结构方正、间架停匀；晚期作品用笔轻灵，收放自如，具有流畅洒脱之感，风格变为妍媚多变和外柔内刚，开创出丰润劲健、宽绰疏朗的特色。他的书法在初唐年间盛行，代表了初唐楷书的一般风貌，在唐代楷书的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影响到唐宋时期楷书和行书的发展，为后世书法的延续和创新提供了借鉴。
在民族思想方面，褚遂良提出“先华夏而后夷狄”，认为应先促进唐朝内部发展，使边疆少数民族不敢侵犯；强调唐王朝应使少数民族畏惧国威，同时用恩德感化他们，使其依附并接受唐朝文化和思想；还重视信义，认为这是立国之本，对少数民族守信可显示中原王朝形象并避免战争。
后世学者对褚遂良敢于直言进谏、德行崇高的为官经历多有赞扬，其承上启下的书法成就也为人称道。史学家刘昫认为他敢于直言进谏，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是值得敬仰的名臣；宋祁也称赞他作为李世民的托孤大臣，德行崇高；学者蔡希认为他的字体力透纸背，字体明丽劲健；清代文学家刘熙载更是将他誉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在褚遂良的一生中，还有一件轶事体现了他在书法鉴别方面的能力。李世民在位时曾广求王羲之真迹，因无人能分辨真伪，只有褚遂良能够详细论述作品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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