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家国一片黯然,就是这一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国家的巨变,外族的入侵,在偏僻闭塞的小村庄,只是偶尔听闻一丝带有硝烟的传说,村民们见惯各路军阀走马灯似的变幻,在这乱世之中,外族的入侵并不比兵匪、官匪带给他们更多的伤害,本已兵荒马乱的世道,再加一点火药又能让水深火热中苟且偷生的村民煎熬到何种程度。
就在这年,经过几年的木工随师学徒,二爹木工的手艺已经不低于他的师傅赵家大叔,终于出师离开了赵家大叔的指导,回到了元山村。
乱世之中,百业凋零,哀鸿遍野,木工也只是干些修修补补维护必要生计的事务,如:修理农具,制作门窗之类的事情。二爹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帮着爷爷和父亲他们一起干着农活,农闲时偶尔也会外出干一两天的木工活。
这年冬天,二爹在正南房村二海招家做完木工回到家中,感觉全身发冷,爷爷奶奶以为是回家途中受点风寒,过几天就好了,并没有把这点小病看到眼里,即使真的操心起来,无医无药的村子里又能如何?
没想到过了几天,二爹高烧恶寒,腰酸背疼。刮痧、拔火罐和放血等各种偏方用尽,二爹的病情并没有转好迹象,腿上、手臂和脸上起了许多红色斑疹。
就在二爹生病没几天,父亲和四爹相继都高烧发热,出现风寒症状,爷爷奶奶着急得坐不住了。爷爷去了二十几里外的吉仁巴庙(红旗庙)求医,从那里买回一些草药,根据爷爷的描述,那里的喇嘛确定是“印彩”了。当时这里没有天花病这一说法,把天花和水痘都认为是“印彩”,因为都会有红色的斑疹,就称之为“印彩”。
爷爷和奶奶知道“印彩”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就让二爹、父亲和四爹他们三兄弟呆在爷爷奶奶住的东窑里,不许他们到其他窑里起动,防止他们把病传染给大爹大妈。
他们在东窑的炕上铺了厚厚一层谷糠,祈盼着三个儿子尽快好了起来。村里人把“印彩”又叫做“印糠彩”,炕上铺有谷糠有利于皮肤脓包结痂、褪皮,防止脓包的体液及皮屑粘结在屋内的炕上,引起别人的传染,等到病人康复后,将这些谷糠收集起来一起烧掉。
二爹的“印彩”很严重,整个身体布满了皮疹,化脓后全身红肿,高烧不退;相比二爹来说,父亲与四爹就轻得多,皮疹主要在脸上和腿上,化脓后很快就结痂,结痂后没几天就脱了痂,遗憾的是父亲和四爹的脸上留下了一脸的疤痕,满脸的“麻子”,经常被村人们称为杜三麻子和杜四麻子。
对于二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两个弟弟好了以后,二爹没有结痂,皮肤黏膜出现大量的瘀点、瘀斑,就在一天夜里,二爹因呼吸衰竭去世。这年他才十八岁。
二爹的离去让整个家庭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之中,爷爷呆呆地坐在全身都是紫色痂痕的二爹身旁,把他的脸紧贴在二爹那流着脓水的脸上,两肩好像被人提起放下那般地搐动着,泪水挂满了他那过早出现沟壑的脸上。
奶奶爬在二爹的身上,嘶心裂肺地嚎叫那,那嘶裂沙哑的声音,让人全身毛孔发寒,不寒而栗。
他们把自己关在了东窑内,整整地在二爹的尸体边坐了一天,不管家里谁叫都没有出来。
二爹被埋在了村东脑包山南侧向阳平坦的山坳里,他可以站在高高地山坡上,俯视着村子南边那三间孤单的窑洞,也许他能看到爷爷突然间出现的满头华发、看到那个佝偻着身躯独自站在院中发呆的身影,看到失去了往日激情忧郁的面孔。
如果说人生在世,生命的底色便是残缺与遗憾,那对爷爷来说,这包含着太多的糟糕和不幸是多么的不公;爷爷再多的精心谋划,再万全的准备,都抵不过命运安排给他的一场场的意外;爷爷的心在滴血,仿佛听到那叭叭的碎裂声,为什么命运是如此的偏袒,众多的灾难让这个孤独无援的老人来承担?
二爹的病亡,对于爷爷和奶奶来说是伤心断肠的绝望,让他俩猝不及防,但生活还得继续,他们只能再次在痛苦中站立起来,经过深切痛苦的爷爷奶奶咬着牙关接受了这失儿的残缺、接受白发送黑发的苦难、接受了天命对他们人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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