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辛弃疾（一）

作者按：辛弃疾是南宋历史上和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他生在敌国，却举起抗金大旗回归南宋。一生致力于北伐恢复中原，然而宋廷的议和妥协政策让他壮志难酬，一生宦海沉浮，屡遭排挤和污蔑。无奈只有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上的失意郁闷寄意于诗词当中，在词坛留下了不朽的身影，最终成为了一位彪炳史册的“词中之龙”。辛弃疾无论在当时和后世的都有很高的口碑，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中华民族都能从辛弃疾的人格和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然近年来，非议历史英雄人物，为民族败类翻案的文章越来越多。近来就有网文以《辛弃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钱和数不清的姑娘》，《辛弃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嗜杀, 贪财, 还好色》，《辛弃疾七次被弹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免官，真有其事？》等文章，根据荒诞文人，笔记小说中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和对辛弃疾词作的断章取义，将辛弃疾描述为一个有野心、贪污受贿、奸贪凶暴、敲诈勒索下属、淫乱好色之徒。古人对英雄和政治对手的污蔑和贬低也就算了，今人怎么也不辨是非，跟风造谣呢？打着揭秘和猎奇的旗号，行博取眼球之实，拿民族英雄开刀，可恨至极！可耻之极！于是，我钻入史海，穿越回南宋，与英雄面对面，聆听英雄的心声和呐喊，以图还原英雄金戈铁马却壮志难酬的一生，以正视听。

一、少年怀志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 ，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他的祖父辛赞在金国任职，是金朝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的县令，靖康之难后，中原大部分被金人所占领。辛弃疾的祖父为族人所累，未能随宋室南下，出仕于金。辛弃疾因为父亲早亡，幼年就随祖父辛赞读书。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不刻不忘祖国，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每逢闲暇之余，就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且曾带少年辛弃疾两次到燕京考察军情，为日后起事回归南宋做准备。（出自《美芹十论》）。这便使辛弃疾产生了浓烈的爱国思想。辛弃疾从小习文练武，饱读诗书，于十四岁、十七岁连续两次参加金国科举考试，两次落榜。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作者注：辛弃疾出生时的宋金形势：辛弃疾出生于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距离北宋的“靖康耻”已经过去14年了。完颜兀术发动政变掌权，随即废除对宋和议。五月，兀术亲统大军，以山东聂儿孛堇和河南李成为左右翼，取道汴京向两淮进军；右副元帅完颜撒离喝统帅西路军，从同州（陕西大荔县）攻陕西。宋金再次开战，南宋军队在岳飞和韩世忠等的指挥下，取得了黄天荡大捷、郾城大捷和朱仙镇大捷，金军一路败北，宋军前锋直指开封，军事上出现了有利于南宋的良好局面。但是南宋朝廷在宋高宗和奸相秦桧的主持下，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而且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战派岳飞父子的性命，借以和金国媾和。就这样，临安城又讨来暂时的安宁，西湖又开始了歌舞升平。）

辛弃疾少年时，又曾与党怀英一同受学于刘瞻（《宋史》作蔡伯坚），并称“辛党”。 刘瞻在金国担任史馆编修，门生诸多，其中，辛弃疾和党怀英是佼佼者，二人并称“辛党”。当初（辛、党）占卜仕途，将蓍草折断（占卜），怀英得到的是坎卦，于是留（在北方）为金主做事，而辛弃疾得到离卦，就下决心南归大宋。

 （作者注：出自《宋史》辛弃疾传》，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二、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中原豪杰纷纷起义。耿京在山东聚集人马，号称天平节度使，调配管辖山东、河北效忠大宋王朝的军马。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投奔耿京，但耿京对这个前来投军的秀才并没有过多的青睐，只命他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文官，掌管文书和帅印的掌书记（就是秘书）。在此年中发生的一件事，令耿京对辛弃疾从此刮目相看。

当初和辛弃疾一块儿来投奔义军的还有一位叫义端的和尚。义端本身就是个守不了清规戒律的花和尚，因为受不了在义军里当差的苦头，竟偷偷的盗走了经由辛弃疾保管的帅印，准备去金营里邀功。义端本身也是一小股义军的首领，是被辛弃疾说服一起投奔耿京帐下的，耿京盛怒之下，只得拿辛弃疾问罪。辛弃疾理屈词穷，自知交友不慎，羞愧难当，当场向耿京立下了军令状，追回帅印。当晚，辛弃疾带了一小队人马埋伏在了去往金营必经的路上，果然，天快亮了的时候，义端真的骑马来到，辛弃疾不由分说，一刀将义端砍下马来。义端见是辛弃疾，吓得魂飞魄散，当即跪地求饶说：“我知道您的真身是一头青兕（青犀牛），您力大能拔山，将来定有大造化。您饶了我的小命吧！”面对这样贪生怕死的变节份子，嫉恶如仇的辛弃疾哪里肯听，不由分说，手起刀落，义端身首异处。从此以后，耿京更加看重辛弃疾。

此时金军在长江边上的采石之战中，被虞允文大败，进军受阻。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雍也在北方京城发动政变。完颜亮死命要求士兵渡江，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归宋事宜。宋高宗正在建康劳军，召见了他，嘉奖了他，授他承务郎天平节度使掌书记的官职，同时用节度使印和文告召耿京。在他完成使命北归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辛弃疾回到海州，与众人谋划道：“我因主帅归顺朝廷的事前来，没想到发生变故，拿什么复命呢？”于是邀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直奔金营，（此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饮酒兴浓，就当着众人将他捆绑起来带走，金将没追上他们，辛弃疾将张安国献给朝廷。（朝廷）在闹市中将张安国斩首。 年纪轻轻辛弃疾，名重一时，于是就有了“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的赞扬之声。宋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时年辛弃疾二十三岁。

（作者注：此事在宋洪迈《文敏公集》卷六《稼轩记》中有记载：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事也许有，但是万千敌军中取敌首级的壮举，应该也有塑造的成分吧）

三、宦海沉浮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他以为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乾道四年，（他）到建康府做通判。乾道六年，孝宗召见大臣们在延和殿对策。当时虞允文掌管国事，孝宗帝在恢复中原问题上态度坚决，辛弃疾乘机谈了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的人才，所持的观点强硬而直露，但不被（孝宗帝）采纳。（辛弃疾）写了《九议》和《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给朝廷，论述（敌我）不利和有利的条件，形势的变化发展，战术的长处短处，地形的有利有害，极为详细。因为朝廷和金主讲和刚成定局，辛弃疾的建议不能实行。（作者注：辛弃疾献《美芹十论》的时间公元1165年，这之前的隆兴元年（1163年），南宋刚经历符离之败，与金国达成了隆兴和议。当时宋孝宗以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四、五月，张浚部署李显忠与邵宏渊两军十三万北伐，复灵壁（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进据宿州州治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金纥石烈志宁率军反攻，宋军败入城中。李显忠与邵宏渊不睦，宏渊不肯力战，诸将相继违令逃遁，金军追击，宋军大溃。此后宋丧失再战之力，遂被迫议和，是谓隆兴和议。）改任司农主簿，出任滁州知府。滁州遭战火毁坏严重，村落破败，辛弃疾放宽并减轻赋税，招回逃难流散的百姓，教练民兵，提议军队屯垦，于是创立了奠枕楼，繁雄馆。朝廷征召（辛弃疾）做江东安抚司参议官。

    叶衡入朝为相时，极力向朝廷推荐，说辛弃疾胸怀大志，有深谋远虑。皇上就召见了辛弃疾。辛弃疾受命为江西提刑,前往赣州平灭茶商叛乱。（作者注：宋孝宗力主北伐后，军事开支大增，确立了"榷茶"制度,政府通过发放交易额的方式控制茶叶交易来收税。使茶商无利可图,铤而走险,故茶商之乱频繁发生。茶商之乱,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不法行为。他们既对抗官府的茶叶缉私,也打家劫舍,祸害平民。学界常将茶商赖文政武装团伙称为"茶商军",实属误解。"茶商军"本是专门对付茶商叛乱的官军。赖文政团伙先从湖北起事,旋攻入湖南、江西,朝廷派正规军镇压,调换三任提刑,动用上万兵力围剿,都无济于事。辛弃疾采取重兵围困、多路伏击,招安诱降等策略,两个多月即将其剿灭,充分展示出才干将略。）不久，辛弃疾担任了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湖湘地区盗贼四起，辛弃疾都讨伐平定了他们。又因为湖南连着两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相接，草寇作乱之事时有发生。辛弃疾就丈量原先马殷营垒的房基，修建新的营垒，准备招步兵两千人，马军五百人。先拿铜钱五万在广西买了五百匹马，皇上又下诏命令广西安抚司每年捎带买三十匹。当时枢府有不愿做这件事的，便屡次阻挠他，辛弃疾干得反而更加卖力，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虽然各种费用上万计，但辛弃疾善于斡旋，事情都能马上解决。进谏的人把辛弃疾聚敛财富的事上奏给了朝廷，朝廷就下发了御前金字牌，让他日落的时候停止工作。辛弃疾接到后把它藏了起来；出去严责监办的人，限期一个月建成飞虎营栅，超过期限就要按军法治罪。飞虎营栅如期落成，辛弃疾上书陈述事情的经过，画好图纸呈给皇上，皇上于是消了气。当时连续下了几个月的秋雨，有关部门说造瓦很困难，辛弃疾问：“需要用多少瓦?”回答说：“二十万。”辛弃疾说：“不用担忧。”命令厢官除官舍、神祠之外，动员居民每家献出沟敢瓦两块，两天不到就备齐了，僚属都叹服。军队建成，雄镇一方，是江上各部队中最好的一支。当时江西一带发生严重饥荒，皇帝命令辛弃疾督办赈灾事务。刚到灾区，辛弃疾就在大路边张榜说：“囤积粮食的流配，强买粮食的杀头。”接着下令拿出公家全部的官钱、银器，号召吏民分别推举有实际才能的人，根据情况借贷钱物给他们，等到他们领命运回买来的粮食，不取利息，约定月底到城下销售。于是运粮的船只接连来到，粮价自行降低，百姓因此得以熬过饥荒。当时信州太守谢源明乞求拔运米粮救助，部属都不答应，辛弃疾说：“都是一样的老百姓，而且都是皇上的子民。”就拿出米舟的十分之三给了信州。皇帝嘉奖了他，给辛弃疾涨了一级俸禄，后来他又因为谏官弹劾丢掉了职务。

四、奸贪疑云

    （作者注：近来有网文《辛弃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钱和数不清的姑娘》，《辛弃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嗜杀, 贪财, 还好色》，《辛弃疾七次被弹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免官，真有其事？》为题，根据荒诞文人，笔记小说中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和对辛弃疾词作的断章取义，将辛弃疾描述为一个有野心（梦想建功立业）、贪污受贿（有带湖庄园和瓢泉庄园的房产）、残暴嗜杀（平灭茶商叛乱和治理流寇海盗）、敲诈勒索下属刘改之（根据元人郭宵凤笔记《江湖纪闻》）、好色（妻妾成群，比如根据：娇痴却妒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些。推断他有个小妾叫香香。根据：有时醉里唤卿卿，却被旁人笑问，推断他有个小妾叫卿卿，根据元人陶宗仪的笔记《书史会要》推断他有两个小妾叫田田，钱钱。根据词作《南乡子.舟行记梦》推断这是辛弃疾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现场。根据流传颇广的《青玉案·元夕》中描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把作者咏物言志，诉说报国无门的落寞惆怅描写推断其跟踪良家妇女。根据上边提到那个刘改之的笔记《龙洲集》中对辛弃疾的描述：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推断辛弃疾纵欲过度，生活淫乱。上述内容反映了作者对宋词咏物言志文化的无知、对历史的亵渎、以及内在毫无尺度的无德无良。对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来说，如果心中没有大宋故土，何以排除万难而回归？若无恢复中原之志，何以不容于世俗官场而郁郁不欢？如果心中无爱国情怀，何以有如此有感而发的豪迈之词？你让老贼秦桧和蔡京写几首爱国好词？写的出来吗？君不见史书上也描述辛弃疾每次被弹劾免官，他收拾行李走人就是，一律不作申辩，若不是坦荡君子，何以如此从容？古人对英雄和政治对手的污蔑和贬低也就算了，今人怎么也不辨是非，跟风造谣呢？打着揭秘和猎奇的旗号，行博取眼球之实，拿民族英雄开刀，可恨至极！可耻之极！）

(作者注：由于本人非历史研究者，没条件也没精力对辛弃疾奸贪疑案进行考证，所以本章节基本全部借用湖南师范大学赵晓兰教授在《金戈铁马辛弃疾》一书中的说法。)

 淳熙八年（1181）冬天，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浙西提刑，这时，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王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弹劾。关于这桩公案，《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十分简单。据《宋会要辑稿·黜降》的记载，辛弃疾的罪名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就是说他奸猾贪婪凶横残暴，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残酷迫害老百姓。另外有一本叫做《西垣类稿》的书，收录了当时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处分辛弃疾的文件，名字叫做《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其中说辛弃疾的主要罪行是：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方广赂遗，庶消讥议。（《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这段话的意思是：辛弃疾放纵他的贪求之心，把公家的财产当成了自己的口袋；敢于诛杀，把百姓看成茅草一样。不听领导的话，侵犯上级的权威；结交像他自己一样的人物，建立关系网和"保护伞"。 他的所作所为让朝廷内外的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怨恨愤怒，靠着四处送礼行贿，才侥幸逃过了别人的批评和议论。

"贪"与"酷"的指责，成为笼罩在他头顶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让他的仕途一再受挫，并且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怀疑。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至少可以给辛弃疾戴上两顶帽子：一是"贪污分子"，二是"杀人魔王"。那么，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时是否真的存在着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否真的"贪"了。辛弃疾在当湖南安抚使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有两件事情牵涉到巨额的金钱和物资：

 第一件事情，是他动用了十万石桩积米（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储备粮）救荒。这件事情历来都是作为辛弃疾的一件政绩进行记载的，而且如果他真从饥民口中抢了粮食的话，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十分严重了，弹劾他的人肯定会列举这样的事实。现在弹劾的人既然没说，那么我们也可以排除辛弃疾借救荒谋取私利的嫌疑。

 第二件事情，是建设飞虎军。《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所说的"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的话，很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据《宋史》等一些书的记载，建飞虎军这一项上的开支，光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四十二万贯。辛弃疾为此曾"多方理财"（真德秀《西山集》卷九《潭州酒税状》），采取过将"税酒法"改为"榷酒法"等一些措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在宋孝宗面前告他"聚敛"。这个罪名，和"肆厥贪求"的意思实际上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辛弃疾是否存在着"指公财为囊橐"，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私人的"小金库"，违规使用建设飞虎军资金的行为呢？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没有。因为辛弃疾后来向宋孝宗详细报告建设飞虎军的账目，并且达到了"上遂释然"的效果，也就是消除了宋孝宗的疑心，顺利通过了"审计"。

 淳熙十年（1183），也就是辛弃疾遭到弹劾的两年后，南宋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辛弃疾建飞虎军的事。他说："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文忠集》卷一九五）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百姓的力量去创建飞虎军，是想把它当成自己的功绩，而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孝宗朝淳熙年间曾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丞相等高级官员，在南宋政坛很有影响力。连他也这么说，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辛弃疾的了。

 周必大在他的信中，并没提到辛弃疾"有利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到底又牟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利，倒是现在怀疑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一些学者，帮忙找了一个实证：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边的别墅，就是他在湖南为官期间开始兴建的。根据洪迈《稼轩记》的记载，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田土在内有一百七十多亩的面积（有十多个足球场那么大），辛弃疾在其中建有上百间房子。这庄园式的别墅快要修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去参观，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宽敞漂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认为，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第，该要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又哪里应付得了这笔开销？更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养活，他没有点"灰色收入"，没有点来源不明的财产，能支撑得下去吗？

这话听起来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因为辛弃疾一边为"大家"工作，主持建飞虎军这样的大工程，一边给自己建了一个豪华的"小家"，这种行为，跟我们现在的一些贪官实在太像了。不过，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坚决不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举了很多证据，指出辛弃疾在带湖边上的别墅，在当时其实并不算特别豪华，而宋代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作者注：宋朝是高薪养廉，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宋史中很少有官员因为贪腐的问题被拿办的。）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合法收入，因此他建个那样的别墅，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广铭先生的辩护，应该说是相当有力。所以，辛弃疾建设飞虎军是不是真的"有利心"，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捞了很多油水，存在着贪污行为，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

 那么，辛弃疾在湖南是否又有过"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的"酷吏"行为呢？对于这个指控，赵晓兰教授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

 辛弃疾的行事作风，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争议。他年轻时，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匹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个非常勇武、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后，他又镇压了茶商军起义，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政。而且，根据《宋会要·兵》的记载，茶商军在平定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捕寇有方"，但也说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超过了适当程度。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当湖北安抚使的时候，对境内的盗贼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严打政策，也是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很容易让辛弃疾获得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

 不能根据他以前有"残酷好杀"的名声，就认为他在湖南期间也曾挥起屠刀，不问青红皂白向老百姓的头上砍去。尽管缺乏他在湖南做安抚使时如何施政的详细历史记录、档案材料，但综合现有史料，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两点：

 首先，辛弃疾在湖南的施政理念是"以惠养元元为意"（《论盗贼劄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给老百姓实惠，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虽然是他在湖南转运副使任上向宋孝宗谈怎样根治盗贼时所提出来的，但宋孝宗既对他的话进行了肯定，又让他当上了湖南安抚使，显然是有要他施行这个理念的意图。因此，我们很难想像，辛弃疾当了安抚使后，会马上翻脸不认账，说一套做一套。从他赈灾救荒，兴修水利，弹劾贪官，加强乡社的管理，抑制地方豪强势力等措施来看，他是确实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的。

 其次，在辛弃疾当安抚使期间，湖南没出现过农民起义以及其他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所以他即使要对普通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个由头。在《宋史·辛弃疾传》中，有"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的记载，不过，这是写《宋史》的人误解了辛弃疾的《论盗贼劄子》的说法。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列举了近年以来发生的"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和当时刚发生的"李接、陈子明之变"，这一系列起义都是在湖南及邻近地区，但是其中只有赖文政是辛弃疾亲自讨平的。"陈峒之变"时辛弃疾虽已来到湖南，但他做的是转运副使，负责平盗的是安抚使王佐，辛弃疾顶多做了一点后勤工作。辛弃疾接替王佐做安抚使后，湖南没有发生过"盗贼"的历史记录。因此，《宋史》说辛弃疾在湖南连续讨平了几起"盗贼"是错误的，他不可能因为"平盗"而去大量杀人。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知道，辛弃疾在湖南既没有使用"重典"杀人立威的主观意图，也没有"乱世"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在湖南"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同样也缺乏事实支持，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以前的名声而产生的流言，属于"名人的烦恼"。

 既然对辛弃疾"贪"和"酷"的指控都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那么南宋朝廷的监察官员为什么要弹劾他呢？辛弃疾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呢？

 关于这些问题，曾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地归结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认为辛弃疾因为他的抗金主张而与朝廷中的主和派成了对头，所以便受到这一派人的打击、压制。这种说法太过笼统，并不完全符实际情况。比如这一次弹劾辛弃疾的人，据一些学者考证，是当时的监察御史王蔺。虽然史籍中没有留下王蔺关于宋金关系方面的具体言论，难以确定他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但《宋史》将他与其他几个在抗金和反秦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合写在一个传中，显然认为他在政治态度或品格上跟这些人存在着相似性。因此，王蔺对辛弃疾的弹劾，应该跟主战主和的矛盾并无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跟辛弃疾过不去呢？赵教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原因：

首先，从辛弃疾方面来看，他的性格和行事作风必然使他在南宋官场中成为一个"另类"，从而惹来种种的"流言"。辛弃疾在湖南时呈送给宋孝宗的《论盗贼劄子》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意思是我生平刚直笨拙不知绕弯子，对自己又十分自信，近年来很多人都看不惯我，因此我担心话都还没说出口灾祸马上就来了。这句话其实已经道出了辛弃疾在南宋官场中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的原因。在辛弃疾自己看来，他"刚拙自信"的英雄性格、豪杰作风，正是他不招人待见的根源所在。辛弃疾被弹劾撤职后的闲居期间，写了一首叫做《千年调》的词，其中有几句可以看作是对上面这句话的一个补充说明：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千年调》）

 这几句词的大意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仗着酒性，出口就是一些别人听不惯的话。这个要一团和气、合群随大流的道理，我最近才知道。我学习像别人那样说话，但就是学不到家，不能做到十分巧妙。于是只能在一边看着那些像秦吉了一样能说会道的人受尽宠爱。词中的"秦吉了"是一种鸟，据说比鹦鹉还会说话。辛弃疾在他的词中，也是用秦吉了来比喻那些皇帝宠信的大臣，他认为这些人只知道说些随声附和、献媚讨好的话，毫不关心百姓疾苦，而他自己因为不是这一路的人，因为站在老百姓这边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所以就被排斥到了一边。词中所谓"出口人嫌拗"的不和谐言论，与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担心"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的话应该是相同或类似的。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提出盗贼产生的原因是官逼民反，表示要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这些言论，确实是很不符合官场的"潜规则"，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的，更何况他当上安抚使后，还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呢？官场上的事，往往是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你安生。你不是说要打击贪官，爱护百姓吗？得，我就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贪官"和"酷吏"这两顶帽子，戴到你自个儿头上去。很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因素，某些人就利用辛弃疾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以前的某种名声，来个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制造出"流言"这种无形无影的武器去攻击他。

这个时候，宋朝的台谏制度和王蔺这个"言官"的工作作风又使流言发挥了最大的杀伤力。

（作者注：宋代设立了御史台和谏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合称"台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在宋代的台谏制度中，规定"台谏官"（也就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可以根据听到的一些传闻弹劾官员，不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并且还规定，连皇帝在内都不可以追查传闻的来源，如果传闻失实，也不应追究台谏官的责任。这种情形搁到现在，就好比规定中纪委可以根据匿名的举报信对某位官员立案调查，甚至是直接"双规"，如果最后没查出什么问题也不用负责任。宋代赋予台谏官这样的特权，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广地收集信息，纠正政治上的一些失误；二是可以通过街头巷尾的议论、传言，察看是否有人谋反。台谏官们有了这个特权，工作积极性不用说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他们虽然敢于说话，敢于弹劾官员，但所说的话和所进行的弹劾是否符合事实却很成问题。有时候，台谏官甚至成了政治斗争或挟私报复的工具，某一派势力想要打倒另一派势力或是整倒某个人，往往就制造点流言或是写封举报信给某个台谏官，让他们去来个"风闻言事"。辛弃疾也许就是这样中了招，成了台谏官弹劾的对象，尤其不幸的是，他又偏偏碰上了王蔺。）

 王蔺这个人在当时口碑很不错，宋孝宗曾表扬他"鲠直敢言"，《宋史》也说他"犯颜忠谏，刚肠嫉恶"，是个有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的人物。根据《宋会要·职官》（五五之三五）的记载，王蔺在淳熙八年（1181）八月份被宋孝宗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王蔺是破格提拔上任的，工作热情格外高涨，放起火来一把接一把，连续弹劾了很多官员，辛弃疾恰好是其中的一个。王蔺虽然说是"刚肠嫉恶"，满腔热情、一身正气地来干他的工作的，但是我们想想，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强大的攻击波，打击了一大片，显然不可能一一都核对了事实，其中多半恐怕是"风闻言事"。那么，王蔺所言的"事"有多大的可靠性呢？这个就很难说了。据宋代人楼钥的记载，宋孝宗曾经对周必大说"王蔺论事颇偏"（《攻媿集》卷九三《忠文耆德之碑》），意思是王蔺这个人论奏事情相当偏激，不够公允。宋孝宗是十分欣赏王蔺敢说话的性格的，现在连他也认为王蔺"颇偏"，可见在弹劾辛弃疾这件事情上，王蔺的话未必靠得住。我们看他在弹劾时的用词："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在割草！这是什么？这是明显的夸张，是文学的创作，有情感有气势但却没事实，其中只怕有根据流言的再加工也说不定，难怪宋孝宗要说他"论事颇偏"了。

 1191年冬，在带湖边上住了十年的辛弃疾，终于被重新起用。这时宋孝宗已在两年前退位做了太上皇，继位的是太子赵惇，历史上称为宋光宗。周必大也已经不再是宰相，离开了南宋中央政府做地方官去了。高层的人事变动，使辛弃疾获得了再次出仕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福建提点刑狱，此后的三年中，又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务，中间还曾被召回临安当过半年的京官。然而，对辛弃疾"贪"、"酷"的弹劾又出现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

 绍熙五年（1194）七月，谏官黄艾说辛弃疾："严酷贪婪，奸赃狼藉。"辛弃疾因此被免除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

 同年九月，御史中丞谢深甫又弹劾辛弃疾"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意思就是辛弃疾跟当朝的宰相互相勾结，敢于做贪污、严酷的事情，虽然已受到免职和申斥的责罚，但大家觉得还不够痛快。这次弹劾的结果，是辛弃疾受到了降两级的处分，他的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 。

 宁宗庆元元年（1195）十月，新上任的御史何澹再次把辛弃疾当成弹劾的靶子，这一回说得更狠："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意思是严酷暴虐、聚敛钱财，把公家放财物的仓库封起来当成是自己的，将福州都搜刮得一穷二白了。这一状告下来，辛弃疾"秘阁修撰"的职名也没了，只剩一个"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 ，重新变成了"储备干部"。可是，这还不算完，第二年九月，又有监察御史弹劾辛弃疾，痛打"落水狗"，说辛弃疾"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意思就是贪污、好杀，多次被弹劾，但仍然不知道悔改。因此他建议对辛弃疾的处理不能留尾巴，必须连"储备干部"的资格都取消，免得他还有东山再起、为非作歹的机会。于是，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也被剥夺，在官场上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当福建安抚使的时候，他的施政方针是"务为镇静"，也就是尽量让地方保持安定。怎么做到安定呢？按照辛弃疾在湖南期间的施政思路，可以知道，第一是要"惠养元元"，也就是做好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二，还要有一支可靠的镇压力量。当时，福州的治安问题，主要是海盗的骚扰，为此当地养着数量比较多的军队，地方政府每年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粮食。另外，在当地还住着一些皇室的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都由当地政府负责。再加上福建人口多耕地少，年成稍差，就不得不地到外地去买粮，这进一步加重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看到这一点，就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也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他计划把这笔资金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趁着当时福建粮食接连丰收的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便宜的时候收购两万石米，作为粮食储备，这样碰到荒年也可以缓解一下恐慌；另外，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的建设。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筹到了五十万贯钱。但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计划，谏官的弹劾就来了。由于我们在史料中看不到辛弃疾有其他的敛财行为，因此他建"备安库"这件事，应该就是说他贪污、聚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的口实。

 说辛弃疾在福建"贪"不成立，那么他是否有"酷"的行为呢？在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有两面性，事实真相是：他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

 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句话："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外台"是指提点刑狱这个官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辛弃疾在当福建提刑期间，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

 除此之外，辛弃疾还根据当地老百姓的愿望，向朝廷建议在福建推行"经界"和"钞盐"。"经界"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清查，以此为依据分摊赋税和杂役。这条政策，是对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不利的。而"钞盐"是对原来盐实行官府专卖销售方式的一种改革。原来由官府专卖的盐，往往质量差价格高，所以百姓都不愿意要，宁愿去买私盐。于是官府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就采取按人口强行摊派办法。这样做百姓的意见当然是非常之大。为了缓和民怨，南宋政府就在部分地方实行"钞盐"的销售方式：由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然后官府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允许他贩运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百姓可以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也因此比较有保证。

 从上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对百姓不但不"酷"，而且是非常宽厚、关心。但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官吏，就恰好相反了，有记载说：他"厉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惟恐奉教条不逮得谴。"（《真西山集》卷四五《少保成国赵正惠公墓志铭》）意思是说，他十分严厉，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吏都吓得发抖，惟恐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

 根据以上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人对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期间"贪酷"的指控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心许身报国，却一再遭受挫折，而且都是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你说辛弃疾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从小生活在金国沦陷区的种族歧视下，河山破碎的耻辱一直伴随他成长，内心自然是悲辛的；他壮岁旌旗，擒叛南归，为回归中原可说是立下大功，但南归之后却屡遭流言攻击和弹劾贬斥，经历可谓艰辛；他虽有报国之志，复国之谋，却因北人南来而受到"归正人"的不公平待遇，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这种辛酸之情非一般人能够理解；他南归之后，一直辗转于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一带，招之则来，麾之即去，调动频繁，历尽辛苦；特别是他那刚拙自信的性格，不仅对主和派他是势不两立，直言相斥，即使是对皇帝，他也"不为迎合"，据理力争，这样的处世态度，怎能为官场所容！

 我们现在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因为这"更十分向人辛辣"的性格，使辛弃疾与南宋官场格格不入，甚至于到了"堪吐"的地步。 淳熙九年（1182），他终于被朝廷毫不留情地"吐"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他两段将近二十年的闲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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