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东京

空乘播报即将抵达东京时，我特意坐起身，将脸贴在舷窗边。茫茫大洋中渐次出现蜿蜒曲折的海岸线，狭窄的岛陆如同被揉过的纸张，满是褶皱。然而即便从客机的巡航高度俯瞰，也能轻易发觉这逼仄背后支撑一切的人为秩序。“这里就是日本啊……”我低声嘟囔着。

日本，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相当复杂的存在。而我们反馈给它的情感同样矛盾：热情亦冷漠、赞扬亦诋毁、趋近亦排斥、友好亦敌视，似乎这些截然对立的情绪都可以毫不违和地发生，一如川剧变脸，必要的时候也能够娴熟地切换。我至今仍然“顽固”地认为这是中国人意识深处“天朝上国”迷梦的余波。“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梁公虽则是百年前的人物，但他这话放在当今也不算过时。

曾经，日本始终被默认为中国的附属国，即便不同于朝鲜、越南、缅甸序列，也相差不远。同时，日本也热衷于向中国学习。从文字到礼法，从服饰到建筑；一波一波的遣唐使、留学僧，乃至商人、海盗千里迢迢不辞艰险，尽最大可能将他们见到的中国事无巨细地带回本土。千年之后当我身处东京街头，抛开语言的藩篱，其实没有太过强烈的异乡感，因为满眼望去随处可见唐风宋韵。即便我的日语水平尚不流畅，也仍然能够通过汉字这样两国共有的文化符号解码出当下。日本就像个时空胶囊，古老中华文明的表征与想象都被收纳在其中。

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帝国最后的神秘面纱被日本揭开，将掩藏在辽阔与傲慢下的虚弱与无能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世界面前。而《马关条约》的签署不但表明中日关系的彻底破裂，也完全颠覆了两国原有的地位秩序。日本终于超越了它的“老师”中国，并成为后者极力学习模仿的对象。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为“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国近代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革命家陈独秀，乃至文学家鲁迅——都是其中一员。

盖因彼时的日本着实令人着迷，在中国留学生看来，这个撮尔小国“突然富强”的背后一定也暗藏着某种速成的捷径。于是他们怀着同样复杂的心绪跨越重洋来到日本，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人设立的速成学校，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看待日本，认为倘若日本能够迅速掌握西方强大的秘诀，那么中国也能同样迅速地掌握日本的秘诀。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的进言中，甚至为他的速成方案划定了精确的时限：3年。然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种高昂的热忱背后，不得不说其实混杂着相当程度的天真与盲目乐观。

战后日本以其经济奇迹，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1978年邓小平访问时曾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样的感慨或许让人略感心酸与无奈，然而邓小平与20世纪初年的维新者一样，在东京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可惜这次日本故事并未维持太久，就因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破灭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如今东京街头的中国人依旧比肩继踵往来不绝，但心境早已大有不同。我在秋叶原信步游走时，耳畔几乎都是汉语。电気街商场里随处可见的中文指引、播报、导购甚至一度让我产生回国了的错觉。

然而回望过去到现在，中日彼此的关系可以是宗藩、可以是师徒、可以是对手乃至死敌，却唯独不是朋友。也就是说，我们对日本这个亚洲最早步入发达序列的国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理解，很多方面仍旧欠缺且滞后，反之亦然。许知远说：“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减速板正在开启。可惜此时的东京正被浓厚的雾气所笼罩，透过舷窗仅能勉强看清机翼尖端的航司LOGO。似乎是某种暗示，要我在第一观感缺失的语境下选择从更切近的维度去检视这座城市，线性地印证那些多年以来经由道听途说搭建的观念。

在羽田机场办理完入境手续后已近日暮，而从机场去往寓所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猜任何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被前辈们反复告诫，不要轻易乘坐计程车。原因简单粗暴，就一个字儿：贵。我是在东京厮混3个月后才真正体验到了这种“贵”：一段不算太长的距离要价6400円（约合390多元人民币），相等路程要是搁国内的话50元已是上限。后来回想当时幸而听从了前辈们的建议，拖着各种行李连猜带蒙地去挤电车。

在电车上我嗅到东京的气味。繁复的东京电车网络是很多初到者的梦魇，尽管每条线路都搭载不同的人群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有各自的颜色、标志，甚至专属音乐，然而它们的气味——无论山手线、中央线，亦或新宿线——却出奇地保持一致。倘若要用一个标签来概括这种气味的话，那就是“陈旧”。它直接导向另一串记忆：“90年代”“红白机”“日本动漫”“红砖房”“奶奶的衣橱”——对，都是童年的气味，也是久远的气味。于我而言，气味构建的环境穿越感要远强于其他感官，于是我足足花了十几天才逐渐适应。

然而当我从穿越的恍惚中回过神来，开始留心东京的细节时，又隐约感觉它的“陈旧”不无道理。银座、涩谷、秋叶原当然是繁华的同义语，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一派布尔乔亚的摩登时髦。而街边锈迹斑斑的灯杆，站台漆面驳杂的桁架，风化褪色的指示牌又构成同一空间里的另一层戏谑对比和注解。据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所说，这也算某种历史行程。大兴土木的基建热情早已消退，个人产业也只能由个人去经营维系。于是，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条街区，你既能看到明治时代的锐意，也有大正时代的轻佻，遍布昭和时代的丰繁，自然也少不了平成时代的萎靡。我想这大约就是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所描述日本人性格中矛盾与双重性的某种具象化的表征了吧。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