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激进的年代，但在现代阶级斗争仍是有必要的
口号：挽救中产。中产面临的风险的确不小。
序篇：阶级社会历史沿革
中华历史上存在明显的阶级社会（如皇朝社会），阶级现象包括阶级斗争相当明显。简单地，其中可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在皇朝阶段，统治阶级主要为皇族、贵族、大官僚和某些大割据者，其中皇帝为首、皇族为核心。另存在一个配合的依附者集团，主要成员是较低层官吏、各地士绅、豪族、军人、暴力团伙成员、其它各种不同程度的依附者。
因残酷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当时的阶级矛盾十分深重而突出，激烈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动荡频频，最终葬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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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阶级概况及一般性质
第一节 阶级概况及基本组成
现实中华社会实施的社会制度，是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一定自由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中式社会主义”遗迹。这样的社会制度模式，容易催生一些负面色彩明显的阶级现象。
阶级和阶级社会已经是现实，但还未彻底成型。相比历史书上的例子，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似有所减轻，但仍然明显而深重。再考虑到现代社会比古代复杂千倍且具有一定的难以捉摸和脆弱性，阶级矛盾仍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阶级比古代更复杂，由其政治特点、政治定位和政治轮廓，可简单分为权力阶级和非权力阶级——两个主要阶级，也是对立阶级。
这两个主要阶级之外，还有依附者群体、中产群体、新兴资产者群体、军人群体等带有不同特点的“特殊政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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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力阶级
权力阶级，就是执掌社会关键权力、占有或控制重要社会资源的阶级。
所谓社会关键权力：主要指核心政治权力和关键经济权力，及相关的支配控制权。
现代权力阶级的组成：“大权在握”的大官僚和大资本者为主，加上一些“特殊人物”。他们更多通过依附者群体的配合和具体操作掌握权力。
权力阶级内部存在较复杂而又清楚的“层次秩序”。简单说，高层支配低层，但较低层也手握一定的“实权”。亦存在较明显的依附、“山头”现象。
就官僚而言，简单定义层次的就是公职级别和具体权力：
有些级别够高但手中关键权力不足的，可照比古代的一般贵族。
有些级别不很高但拥有重要、大量实权的，更多以具体权力和衍生的社会能力定义层级，照比历史上的皇朝中高级官僚。
级别很高且握有关键实权的，更接近是权力阶级的代表，照比历史上的皇族。但他们的权力和统治，仍要通过前两者和依附者群体实现。
就资产者而言，资产数额、对经济秩序对市场的控制力、政治影响力和综合影响力是定义层级的主要因素。能进入权力阶级的资产者只能是极少数。
权力阶级和依附者群体貌似关系紧密，但其间存在有些模糊却明显的分界线。
就官僚群体来说，“权附分界线”可简单定义为“实权县处级”。一般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算勉强踏上了权力阶级的门槛，否则为依附者。地市级（厅级）才算明确的权力阶级成员。
就资产者群体来说，权附分界线更加模糊。简单地以资产数额区分，分界线大约是“私人活跃资本”1亿（人民币），还必须要配合相关的影响力等等复杂的因素。低于这个水平，一般只好是依附者。（私人活跃资本：满足一般生活水平之外，可用于投资及其它操作的资本）
典型的权力阶级成员属于“极少数派”，通常不多于社会人口的1%。如此少的人执掌不成比例的大量权力，靠的是用利益结合、利益合作和利益裹挟等政治手段拉来的依附和配合，当然还有暴力及软暴力、反团结化、经济控制、打压（公众）政治权力、强行政治传袭等种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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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非权力阶级
顾名思义，非权力阶级就是不掌握关键社会权力和社会重要资源、或权力和资源极大分散的阶级。
非权力阶级主要构成是“无产与微产阶级”。
传统社会学观点中，无产阶级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不能进行投资生产活动，只能靠寻求雇佣（为主）谋生的人群。
以现代观点丰富下，无产阶级就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不能进行有效投资生产活动，基本生活窘迫，只能靠寻求雇佣或其它“有欠尊严”方式勉强谋生的人群。他们经济上穷困、受到剥削压榨和控制，政治上受到打压和种种限制。
现代典型的无产阶级，是城市里无房或住房明显窘迫、且收入低到某种程度或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工人、小商贩、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是农村缺少土地、只能靠打工勉强谋生的农民。学生也在其中。
无房或住房明显窘迫是定义城市无产的一个要求。具体收入划线：1000元（人民币）/月在很多地方，是维持基本生活的底线，收入低于这个底线，无疑属于“无产”。高于 1000的，根据不同地方消费水平，仍有可能是无产——比如在一些内地二线大城市，3000元的月收入仍属于“无产水平”。
在农村获取住房相对容易（宅基地有、住房投资不同），但作为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土地如果不充足，那么只好是无产。（土地达到一定数量且利用起来，才可能是生产资料）
微产阶级，是笔者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后合并到无产阶级一体，合称为“无产与微产阶级”。
所谓“微产”，是部分“无产”随时代发展变迁而发展变迁的产物：随着时代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社会资源有所充裕，人文思想有所进步，更随着阶级矛盾的频频激化，权力阶级为了稳定而稍稍放松了剥削或改善福利，使得一些无产者收入增加，除维持基本生活外，能拥有少量的私人资产——存款等动产和房产等不动产等。
典型的“微产”，是拥有基本自住房屋、收入较为稳定且达到某个水平的劳动者，具体可涉及许多职业。以收入划线的话，内地二线大城市的“微产收入水平”底线大约是5000元/月。这个水平，纸面维持一般个人生活水平或可以，但再落实到维持家庭、抚养或赡养等等，难免就显得窘迫了。
即使是微产，也少有维持基本生活以外的“奢侈能力”。
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贷款买房者，如果他们已经入住且具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加上合线的其它收入，也可计入“微产”。如果丧失还款能力，就算无产。
微产，只是经济窘迫程度稍弱的一部分无产，政治本质两者相同，所以算在同一阶级。
无产及微产阶级成员数量，估计占中华社会人口的9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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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殊政治群体
第一节 依附者群体
依附者群体大部分成员初始来自非权力阶级，主要为了私人利益需求而依附于权力阶级，帮助权力阶级实现权力和利益。这个群体的成员数量比较庞大：在现代中华社会，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依附者有几千万（含大量投机分子）。实施“依附性行为”、但政经界限分明的情况则另当别论。
虽然依附者们的确拿到或攫取到“更多的”现实权力和资源，可能经济状况也相对好，但相关权力资源较不重要且分散，更加是通过依附而“受赐或获取纵容”得来，相比稳定性可靠性差，也必须服从“上位者”的控制和指派，比一般民众更加没有自由，与权力阶级界限明显，所以他们不能被算在权力阶级中。
因为本身的依附特点，他们不具备明确的阶级定位和阶级轮廓，更不具备独立性，所以不能作为一个单独阶级“超脱”出来。
但同时他们已经以实际行动脱离了非权力阶级，那么他们只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群体。
依附者群体的组成大概是：大部分低层官吏，部分“中低层”资产者，某些“社会工作者”，某些社会势力成员，部分“中产群体”成员，军人（特定条件下依附）等等。
严格说起来，大部分底层公职人员并非绝对的依附者，其依附动机可能是犹豫和不稳定的，但他们的依附行为是明显且重要的，并且能从中“获益”，属于未必稳定的事实依附者。
依附者实施依附行为当然主要是为了获益。实际上，他们的所谓获益本该是“应得部分”（物质）。但基于社会竞争动机而实施依附以后，别人的“倒霉”就也成了他们获益的一部分（存在精神因素），所以他们常会认为自己的获益不少且值得为此付出。
对某些怀有野心的依附者，“阶级跃迁”算一种利益诱惑，但真正成功的寥寥可数，而且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依附者的依附心理中，可能存在一些仇恨和破坏性动机。
必须指出，虽然许多“非权力阶级”成员也会事实实施一些依附行为，比如打工、参军、服从某些命令，但和依附者之间比较，两者作为的性质明显不同。简单来说，依附者的依附行为主动性更强更明显，大部分依附动机属于自愿；而典型非权力阶级成员的依附行为，其动机迫于生存客观、非自愿的成分更多更明显——但两者中间存在模糊地带和某些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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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产群体
中产阶级是西方学界早有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中国，暂时还“水土不服”。
“中产”成员其实大多来自“无产”，他们因机遇、天赋、努力、依附等因素，获得了多于无产和微产的资源。一般认为“中产”多半仍会接受雇佣（只是职位相对高），这是区分他们与资产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常，某些收入较高的中高管、中高级技术人员、较知名文化界人员等可以列入“中产者”行列。
有人曾主张以资产数额划分是否中产，存在部分道理，但这样是明显不严谨地，首先忽略掉了政治这一大块。所谓阶级，至少要有自己明显的政治特点、政治轮廓和政治独立性。
简单地经济定义中产相对容易：自住住房相对宽松，收入较高，具有一定数量的“私人活跃资本”。比如在二线大城市，“中产水平收入底线”大约是两万元/月，“活跃资本线”大约100万。
此外，职位的重要程度、文化和文明程度也算“中产因素”一部分。因以上种种因素，“中产”们往往能获得高于无产微产的社会重视和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他们经常也乐于凭借强于无产微产的种种“条件”实现“阶级跃迁”，并愿意为此行动，形成所谓的“阶级跃迁意愿”——这种意愿进一步影响心理，至于产生“自诩中产阶级”，甚至沉醉于某些不切实际的“进一步阶级跃迁”欲望。
不得不指出，大量中华中产者们仍然在接受雇佣，许多工作在公职场、垄断性企业和受控行业、机构，或其它带有剥削压迫性质的企业机构，成为事实上的依附者，社会政经影响力较为有限。起码在如今的社情下，他们的独立性不够，阶级定位虚化且缺乏保障。
前面已经说过，靠依附是无法成为独立阶级的。政治角度，他们常常只好听从各种控制，而把自己真实的政治诉求、政治思维掩盖起来，其阶级轮廓模糊化。
按常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愿成为依附者，但事实上常常又乐于维持依附带来的种种收益，并且因此帮助权力阶级进行阶级活动。
简单地说，他们不具备足够权力，无法摆脱依附的处境获得独立地位。
相对无产和微产阶级，他们经济上已经实现“基本脱离”，思维方面有自己的主张，但政治上没有实现明显地脱离，政治本质、处境趋近。
另外以稍稍严格的观点，中产者的数量在现代中华社会仍然偏少，即使在某些被认为“中产集中”的地方，比如公办大学——除了经济因素，另有许多因素影响“中产化”。
总的来说，“中产”仍然只好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出现，而不是他们想要的阶级。
当然仍有些思维坚定、清晰的“中产”，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会力图摆脱控制、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
还不得不强调，除了典型的政治和经济“门槛”，对“中产”的定义还会要求文明和文化程度——流氓和暴发户永远成不了中产。依附本身就代表文明程度不够，所以认真起来，许多“中产”其实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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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资产群体
现代社会中的小资产群体，主要成员是小商人、小作坊主和少量手工业者等。
他们可算新兴资产者群体的一部分，但因为资产仍不够多，够不上“资本家”，影响力有限。经济影响政治立场（资产100万的和2000万的当然立场不同），所以单独分析。
他们中的大部分初始无疑来自“无产和微产阶级”，但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也不必寻求雇佣，拥有稍高的自由度。
但他们仍然面临着许多风险和压力因素，比如普通和特殊的商业风险，各种官方税费和种种命令，各种打压等等。
本质上，他们的政治地位、政治处境与无产微产趋同，所以经常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特别在压力因素明显、经济状况不大理想的情况下。但另一方面，他们从利润角度和无产微产存在矛盾，也有较多的私有利益要维护，所以一旦处境有所改善，他们又会积极主张和维护膨胀的私有制，帮助权力阶级做一些事情等。
政治角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会主张适当缓和社会矛盾，以方便他们的经营，但有的会想利用社会矛盾。另外一部分“小资产”会成为某种程度、“看风使舵”的依附者。
如上，可称为“小资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表现。
总的来说，“小资产”虽然实现了“经济脱离”（从无产微产），但缺乏足够的政治独立性，政治诉求、政治轮廓也不够鲜明，加上其它的种种特点，便只好作为一个群体存在。
按照1978年以前的看法，小资产者是（政治）不稳定、不可靠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仍值得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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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产者群体
资本主义在现代中华客观存在，但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且模糊的境地。
一方面，资本往往被权力控制或强行结合，更多的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命令，缺乏必要的自由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中华民间属于敏感话题，在公众眼中存在某些负面色彩，支持度本身是个问题。
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华社会存在，但政经地位偏低，事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不止市场风险，还有明显的政治风险。而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并不是“资本想要的”。
而且按照现代中华社会的“规则”，资本运作难免较为生硬、窒涩且缺乏足够自由度，不得不常常依仗权力和关系等“外因素”推行，显得艰难而缺乏保障。
资产者群体成员，很少的一些“大资产”成为权力阶级的一部分，中等程度（资产）的易成为某种程度的“大资产依附者 ”或权力依附者。“小资产”则处于动摇和模糊状态。
资产者群体在现代中华正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就是说进一步则阶级，但政治阻碍也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目前仍以“准资产阶级”或直接的资产者群体定义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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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军人
阶级社会的军人群体，按说算权力依附者，甚至是暴力化的依附者群体，历史上公众负面印象较重。
但是大量普通军人，他们本身来自无产和微产阶级（无产者比例更大），事实上一直承受着权力（阶级）的种种欺凌和高压，心中存在某种“自然的阶级觉悟”，所以他们的依附并不可靠，且受到某些特定条件制约。
他们事实实施的依附行为，动机更多来自人性的负面心理，也存在私人经济动机和裹挟的因素。
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大部分官方军人的依附可靠性是存疑的，这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有的甚至会倒戈，经常靠收买、愚化等临时手段维持。
顺便，警察和军人同属官方暴力群体，但还是有区别的。警察中的大部分应该计入“吏员”，属于较典型的依附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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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知识分子群体
相对于最普通的大众，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文化程度较高、知识面及眼界较广、思维深刻，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
所以，知识分子往往对事物具有明确且更接近正确的认识，也往往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有的会真的勇于去做。正因为此，历史上几乎每次大变革都少不了知识分子作主角（之一）。
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符合人民的期待。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及微产阶级，少部分“算”或自认“中产”，一部分事实属于依附者，极少数属权力阶级成员。
现实中，不少的知识分子处于依附状态，但未必是典型的依附者，其中按依附程度又分为革新派、动摇派、逐流派和顽固派。民间知识分子则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虽然颇受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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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学生群体
绝大多数学生没有稳定的收入和资产，而且因为经济依附（监护人）和体力弱小的原因，学生特别低龄学生更加容易成为强权欺压的对象，算无产阶级。
学生的特点是思想较纯净和简单，思想开放度较高，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和先进事物、形成较高的思想素质。他们时常愤世嫉俗，有时候会显得激情或冲动，顾虑也较少，所以近代的许多大变革，大都少不了学生的身影——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有时候也是先锋队。
现代学生受社会负面和“特定教育”影响较重，已经不那么单纯，但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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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割据者
割据者是基于私利而霸占“地盘”，并且在地盘内实施“私家管理、大嘴巴法”、抵触公共制度、公共秩序、上级命令的一伙人。“地盘”有大有小，小到一间屋或某块业务，大到几个省或国家大事。
割据者有的具有公职身分和职权，有的则是民间人员。事实上前者的存在更明显、支配力更强，后者常常存在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割据者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定位，但事实上起着一些政治作用。
大多数现实割据者同时也是依附者，其不可靠依附的程度更明显——割据思维越严重，就越不可靠。但有时候，他们迫于现实也会紧密地联系依附附近的更大割据者。
割据者常常会体现出某种社会破坏性，聚合之后的破坏力就更大。这种人的增多和放肆是典型“乱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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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游离群体
脱离了本来的阶级，可又找不到自己阶级定位的一群零散人员。“脱离”可以是意识脱离，也可以是行动脱离，或两者兼备。
依附者算广义游离者的一种。但依附者常常存在利益企图，有的存在“阶级上位”企图——或者说企图新的阶级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具备明显的阶级定位。
比如显示出反社会态度的一群，比如典型的黑恶破坏分子及势力。他们已经用事实脱离了本来的阶级——多数本来是无产微产。
为数不少的“中产边缘人”可计入游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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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阶级斗争、合作与出路
第一节 权力阶级相关的矛盾与合作
斗争经常是围绕矛盾进行的。权力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简单地说：一个是利益之争，一个是“路线”之争。利益方面更多指物质利益划分和争夺，带有明显私益色彩，也包含部分精神利益。具体明显的利益争夺常包括政治权力之争，和经济利益争夺。
路线主要指国家社会政治方向和主要政治方法，又分两块：1.基于私利的路线之争；2.基于个人和派系政治理念的分歧斗争。
一般说来，现代政场中的利益之争常常会压过路线之争。有时候“谈路线”也就是争私利。
历史上，权力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常常很严重，能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代有关斗争也免不了暴力和软暴力，相信比表面可见的要更复杂严重得多。
就是说，权力阶级内部远不是铁板一块。所谓从利益中来，向利益中去，只要利益存在，对利益的贪婪还在，相关的纷争就永远不会停止——无可避免。
总的来说，权力阶级内部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他们合作的基础是企图压服公众，维持独家权力，并借助权力尽量攫取想要的私人利益。
目前来看，似乎权力阶级内部是合作大于斗争的气氛，实际上斗争气氛已经上升到某种程度，并且激化中。似乎，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政治路线之争、具体的权力分配、经济分配等是当前主调。
权力阶级和依附者群体是利益合作和依附/被依附关系，互相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小，而且其中有些人往往会不择手段。一旦相关依附的价值降低，或利益达不到要求，两者的合作必然进行不下去，埋藏的矛盾也将暴发——恶化到一定程度，往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治洗牌。
权力阶级与“外部”的矛盾繁多、复杂而深重，主要的两部分：与非权力阶级的矛盾，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
权力阶级与非权力阶级间的矛盾，表面看似乎是利益之争，实际上主因是权力阶级过度地占有和控制，造成非权力阶级“利益受损”。
剥削、压迫、控制、欺凌这些阶级手段在历史上存在，当前也存在。权力阶级要借这些手段谋取无极限的利益和全面控制，而非权力阶级想要拿回自己的损失、避免被控制和回击迫害，这就是两个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主要动机。
权力阶级的主要斗争手段大多与手中的现实权力有关，比如通过收取高额税赋或调整金融政策夺取民间财富、削弱民间同时加强自己，比如通过利己的行政手段削弱和限制民间、加强自己，比如利用公共资源豢养亲近势力同时排挤民间，比如指使控制下的武装和社会势力实施阶级动作包括暴力，比如纵容针对民间的罪恶或引导，比如控制舆论和媒体、实施愚化欺骗，比如借控制资源控制人等等。
权力阶级与新兴资本者群体的斗争主要是利益之争，当然也涉及到政治权力之争和路线之争：
1、实施哪种主义，要不要实施资本主义，及实施哪种资本主义的斗争。当前权力阶级企图搞权力控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而资本集团更想要资本控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两者距离不小。
2、有关的利益分配、特别是经济利益之争。
3、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之争。
权力阶级和资产者群体的合作，主要是控制经济谋取最大利润，和以经济手段控制社会生活。
总的来说，权力阶级同其它阶级、政治集团（或准阶级）之间的矛盾深重而复杂，但仍存在合作，包括与非权力阶级的合作。刨除一些人性的负面，这些合作主要是“社会大合作”的特点决定的 。
权力阶级承受的内外矛盾压力，远大于内外合作带来的“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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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非权力阶级相关的矛盾与合作
非权力阶级的内部矛盾斗争，主要因出于生存需要，在有限的空间争夺有限的资源所造成的竞争。基本限制因素是资源过少，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涉及物质生存发展和精神生存发展两个层面的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些分配不公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资源不够分的情况呢？在现代，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要归咎于权力阶级——简单说，就是他们拿得太多，剩下的太少。2成的人占有8成社会财富，至于5%的人占有7成5，剩下的两三成不够分可以想见——而且越到“底层”越不够分，于是矛盾就越大。
此外也存在社会生产力不足的原因，或说社会不够富裕。早期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已经足够富裕，所以他们可以给社会和非权力阶级提供更多的分配（以福利等形式），有关矛盾就相对小。另外精神素质的高低也是限制因素。
当然在现代社会，生产力限制往往并不成为基本因素，主要问题仍在人身上。有些较穷国，仍可以做到相对的平稳。
实际上，解决非权力阶级的内部矛盾方法相对简单：只要有了足够的分配，矛盾迎刃而解。但相关的解决之路并不容易走。
非权力阶级与外部的矛盾复杂而深重，最根本的一部分是与权力阶级的矛盾。权力阶级拿得太多，还要加上分配不公，导致非权力阶级无法获得足够的分配，这就是两者间的主要矛盾。
没错，对非权力阶级来说，其主要外部矛盾正是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解决了外部矛盾，内部矛盾自然解决。
非权力阶级与其它政治群体的矛盾，一方面仍与分配竞争有关，另一方面，在压制剥削非权力阶级这个问题上，某些群体与权力阶级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
非权力阶级与资本者群体的矛盾，主要为经济矛盾，即所谓的剩余价值问题——老板特别是寡头老板赚得太多。政治方面矛盾也存在，但因为新兴资产者群体还没有真正掌权，矛盾相对还不太激烈。
非权力阶级内部的合作，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合作方面，另一方面在政治角度，他们不得不团结对抗外部压力，获取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非权力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有时候会显得较为激烈多发而具有明显破坏性，远超出了理性的范围。除了与外部矛盾的刺激，人性的丑陋、权力阶级有意的挑拨纵容、游离者的作用都是其中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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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产者群体相关的矛盾与合作
资产者群体的内部矛盾，主要因各种经济竞争，同时会延伸到其它领域。
资产者们的外部矛盾，当前最主要的是与权力阶级的矛盾：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获得自由稳定的投资生产环境和可靠的利润。
资产者们和非权力阶级的矛盾...
资产者群体内部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合作生产投资，和合作获取更多政治权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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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阶级矛盾的爆发与阶级斗争
历史上，日积月累的阶级矛盾早晚会激化、爆发，造成大灾难，比如大规模战争，大规模经济危机，社会严重动荡等等。天灾等一些偶然因素，可能成为“引爆”的因素，但主要问题仍在阶级矛盾本身。
经过上次战争周期之后的几十年，中华社会再次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在这段时间，特别在近四十年，阶级矛盾迅速膨胀，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危险的程度，现实中的表现就是社会的种种不稳定态势和冲突多发。如果发展下去，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
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且日益激化。
进行阶级斗争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有效途径，虽然存在一定风险和负面。
权力阶级与非权力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最为醒目。非权力阶级的生存环境表现得不太友好，大家的一些生存发展因素受到限制，某些必要权力受到压制，人们看不清前景，缺乏安全感。
非权力阶级的几大诉求：
1、改善就业和经济环境，实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足够收入”（只要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
2、改善和完善社会福利，令劳动者无后顾之忧，令困难者获得及时足够的社会保障。
3、改善人文环境，尊重公众人格和精神生存。
4、改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
5、改善政治环境，保障人民政治权力。
但面对非权力阶级的“改善诉求”，权力阶级拒绝做出根本性让步，实际仅作口头让步、象征性让步、临时性让步，实际让步很微小，于是短期之内看不到解决根本矛盾的迹象。另外“世风日下”带来的破坏性活动上升（譬如黑恶问题），已经成为重要负面刺激因素。
缓解矛盾的几个参考途径：
1、着力改善经济环境，这个是最急需。
2、解决腐败和社会治安问题，这方面同样是最急需。
3、减轻统治压力，放松人身压制与控制，放松精神压制与控制。
3、改善社会风气。
4、改善经济分配体制，令人们获得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分配。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5、改善政治架构，人民政治最科学、最稳定。
6、消除阶级差别，这是解决矛盾“釜底抽薪”的动作。
非权力阶级是社会职能的基础执行者，实际上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之所以实力没有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制，内因主要1是他们不够进取积极，2是团结度差一盘散沙。当然在矛盾深重且充分激化的情况下，他们的力量仍有可能爆发出来，改变社会和历史。
权力阶级与资产者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也不可忽视，实际上相关矛盾斗争已经很严重，并在某些因素刺激下可能发生激化。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资产者们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挣脱“牢笼”执掌权力，实现资本控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他们相当渴望的。
资产者群体和非权力阶级，同样与权力阶级有着深重的、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在阶级斗争中，两者存在利益共同点，存在政治合作的可能。历史上，在某些列强国家，资产者群体实际上也的确是在非权力阶级的合作下夺取权力，实现资产阶级掌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权力阶级与依附者群体之间的矛盾可见地日益升高，其间可见明显的利益争夺包括权力争夺。在不断让步的基础上，权力阶级也在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但预计可见的未来，相关的纷争仍将升级，甚至成为“政治大洗牌”的重要因素。
其它的政治群体，大多与权力阶级有着某种程度的矛盾，虽然他们平时可能显得软弱而动摇。但当矛盾渐渐积累，在某些因素刺激下实现激化，权力阶级有可能成为“众而矢之”的目标，或者大局势失控。历史上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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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出路
权力阶级的出路，就是出让利益。最根本地，就是出让所有不合理的利益，实现“社会公众化”和人民政治。折衷的方案，就是大幅度出让不合理利益，起码部分实现人民政治。
在这之前，得先放弃本身的自我膨胀和贪婪。
非权力阶级的出路，就是团结起来斗争，不断地斗争，以各种方式斗争，义无反顾——不斗争，利益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斗争，就只有继续被欺压。
要斗争，别忘了放弃那些短视和极端自私自利思维，莫叫失控的仇恨和眼前蝇头小利冲昏了头脑。
新兴资产者群体的出路，就是和非权力阶级和其它政治群体合作，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定幅度的政治和经济让步——似历史那样。
中产阶级群体的出路，仍然是合作，特别是和非权力阶级合作，实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须放弃幻想、降低“身段”。
阶级社会的出路，就是消除阶级差别，结束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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