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
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
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
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光说集义，一时抓不住要害，不知从哪下手；说致良知，马上就可以踏实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就具体事情致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去致良知，没有丝毫意必固我，就是“正心”。
着实致良知，就没有“忘”之病；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之病。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没有必要再讲“勿忘勿助”了。
孟子讲“勿忘勿助”，那是有他说这话的对象和语境，他是针对告子的毛病而言，对症下药。告子强制人心，正是犯了“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讲拔苗助长之害。
告子的拔苗助长，是因为他以义在心外，不懂得在自己心上集义，不懂得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体上集义，其良知之体自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分明。
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自然是大有功于后学。但是，也是因病立方，对症下药，针对告子讲的，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特别的惟精惟一，简易明白，上下通透，千秋万世永无弊病。
【浅谈】
1、圣人之言，如佛祖之言，必须对症下药，要分析当时的语境和针对人和事。如孟子“集义”“养气”，也是针对告子。
2、告子“人之初，性本恶”，认为仁心，即义在人的本心之外！告子认为人与禽兽无异，孟子此言是针对其病而言。
2、我们今天的修习，对圣人之言不可望文生义。甚至说圣人之言必是对的，甚至放之四海皆准，那真是害己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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