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分享了陈忠实先生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内容概括。我们再来谈一下，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他对《白鹿原》小说人物的看法。

由于作者有个原则是尽量不阐释小说人物，所以他在书中透露的一些看法便尤为珍贵。

一、白嘉轩

白嘉轩可以说是《白鹿原》小说中的灵魂人物。

是《蓝袍先生》，引发了作者对《白鹿原》的创作意念。《蓝袍先生》是篇8万字的中篇小说。

作者在《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中提及，蓝袍是一种封建桎梏的象征，而蓝袍先生的心理结构形态发生过几次“颠覆和平衡”，徐家的门楼上刻着“读耕传家”。

在小说《白鹿原》中，我们能看到，白嘉轩在祠堂主持仪式时，穿着蓝色的长袍，他的思想封建顽固，而白家的门楼上，也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当然，《蓝袍先生》的作用，只是引发了作者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后来的酝酿中，作者听到一位近门爷爷讲述的家族简史，其中就提到了作者的曾祖父。那位近门爷爷说，作者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

作者写道：“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

作者忌讳评价他笔下的小说人物，但是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出他对小说人物的理解。对于白嘉轩这个人物来说，他的外形和内核，作者都有清晰的安排。

在阅读小说时，我们可能会忽略白嘉轩和《乡约》的关系。事实上，《乡约》是构成白嘉轩这一人物的“骨架”。他的思想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乡约》的影响，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也是在践行他所信奉的《乡约》。

在把握了小说人物的外形和心理结构之后，作者还要展现人物心理的变化，他关注“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

在《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一文中，作者揭示了白嘉轩和白鹿原的关系。古老而沉重的白鹿原，它所背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白鹿原上人们的心理结构遭受的冲击和平衡，都具象为小说中的一个人，那就是白嘉轩。

作者写“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也写“白鹿原就是白嘉轩”。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由此具备了一种象征意义。他的思想在承受各种冲击。他顽固，但是逐渐被动地发生了改变。

这里要提到一个词，“剥离”。

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作者在乡村的工作中，还是他出访国外的见闻，甚至小到一双皮鞋、一支口红、一盘鳝丝等等，都能引起作者思想的震荡。时代在快速变化，人要及时完成思想层面的更新。

而“剥离”，就是一场思想和精神上的自我革命。

“对于昨日既有且稳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论、观念，且不说审视、判断和选择的艰难，即使做出了劣和优的判断和选择，而要把那个‘劣’从心理和精神的习惯上涤荡出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

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都在经历一场“剥离”。

对于白鹿原来说，它也经受着时代浪潮的洗礼。原上的“剥离”，是对陈腐的封建观念的去除，但几千年的思想文化难以一时改变，所以“原的剥离”又是缓慢的。就像白嘉轩，经历了腰断、眼瞎之后，依然对新思想不为所动。但他硬撑不了多久，改变必将发生。

二、田小娥

在《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一文中，作者讲述了田小娥这一人物的诞生过程。在正式写作小说前，他在翻阅县志时，看到记载的大量的贞妇烈女，“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了我的心里”。

那些县志上记载的贞妇烈女，原本是作为榜样而存在的，但作者却看到了她们风光背后的凄惨。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塑造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田小娥人生的关键词是“叛逆”。但是她的目的却十分简单，只是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已。

田小娥对白鹿原发出的挑战，声音虽微弱，但却是她用尽全力的呐喊。

但她的失败是必然的。就像作者写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下，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而且，田小娥的反抗又是“盲目的”，所以失败在所难免。

作者幼时曾听闻，村里某个年轻媳妇因逃婚，被全村人用“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责罚。小说中，田小娥就曾因为作风问题，遭受了类似的惩罚。

关于田小娥这一人物，反抗是她的内核，但是提起她，又难以避开她大胆的作风。作者在《关于性，庄严与挑战》中，阐释了他认为适当相关描写的必要性，因为被封建道德束缚的情感层面，也是支撑白鹿原人们的心理支撑之一。他还为写作建立了3个原则：“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

三、朱先生

朱先生，是作者刚萌生《白鹿原》创作意念后，头一个浮现到他眼前的人物，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原型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牛兆濂。作者从小便听父亲讲过牛才子的故事。而且，作者在写作前查阅过的《蓝田县志》，正是由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而成的。

《蓝田县志》是牛兆濂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是他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不难想到，《白鹿原》小说中的朱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

由于自小听到的牛才子的故事大多具有神话色彩，作者对朱先生的塑造并没有信心。但是当他看到县志中牛兆濂先生亲笔写下的几段评论文字时，他感到“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

作者还搜集到一些牛才子的真实事件，其中就有发表抗击倭寇的宣言，想去中条山抗日却中途被劝还，劝退清兵总督等等。这些都被沿用到了作者的小说创作中。

作者还破例解读了朱先生的“鏊子说”，他认为这一说法符合朱先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但小说人物的说法，和作者本人持有的观点，不是一回事，这是常识，不能混淆。

四、白灵、鹿兆鹏、鹿兆海

他们三人，是白鹿村少有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

在《原上的革命》一文中，作者记录了几位革命者。其中，有一位生于白鹿原的在北京念过大学的青年，和陕西革命英雄刘志丹，他们的一些事迹让人想到小说中的鹿兆鹏。白鹿原上还有位名叫张景文的女革命者。她的一些经历，让人想到小说中的白灵。

对于白灵和鹿兆鹏的情感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也有一些解释。与白灵做假夫妻，并不是出于鹿兆鹏自己的私心。而且，因为观念立场的不同，白灵与鹿兆海的分离是必然的。白灵和鹿兆鹏的结合，也是作者对新的理想婚姻的抒写。

以上内容，均来自陈忠实先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

此外，在作者的一些散文中，也写到了与小说有关的人物事迹。在《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中，作者写到了中条山抗日。在小说中，鹿兆海也参加了这一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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