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青
李杰的这个短篇，一万三千来字，就其头绪和容量看，近乎中篇。故事涉及三户乡村人家：其一是奶奶家，即大伯伯妈和堂哥堂嫂家。其二是其邻居“老喷壶”家；其三是大伯伯妈的老亲家，即堂嫂的娘家。头一家与其余两家或有“仇隙”，或有矛盾。
可以看出，作者对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对小说中一切矛盾冲突处理得较轻松自如。小说的语言也颇鲜活，包括人物语言。树贩子的出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先是作揖道福，恭维话一句赶一句，绕了老半天才慢慢扯到正题上，活画出一个常年走乡窜村，熟谙乡土民情的小商贩嘴脸。方言土语亦有较好的运用。作者对于乡间人物的心理亦把握得不错，比如小说中的大伯，当奶奶（大伯的母亲）对他提起树贩子的那番话时，大伯嘴里说您信这个？心里却想到了因车祸而死的小儿子。又比如奶奶其后的变化： 茶饭不思，一如患病，但有关那棵老楸树却不再多说，“早饭吃了碗稀饭半个馍，喝了点热水，就又睡了。中饭没吃，一直躺着。”从这些描述中读者能隐约窥见奶奶的矛盾痛苦心理。小说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叙述中伴随着秋收前后的农事，使得叙述的质地比较丰润。
小说的重点放在奶奶、大伯家与邻居“老喷壶”家之间的“仇隙”上。起因是两家之间的一个不大的烂泥塘，大伯和堂哥把它填了，与自家的稻场连成了一片。邻居“老喷壶”不高兴了，尽管烂泥塘是在他家屋后，但他应有份，心里憋了气于是在场地边开排水沟，拿污水和臭气回敬过去。这一类为毗邻地界起纷争的事，在乡村中或许司空见惯，但在这里，作者警觉地加上更深一层的缘由，使矛盾冲突和激化的理由显得更充分：见不得人家日子过得比自己好。“老喷壶”的儿媳跟人跑了，儿子去广州寻了一年多没寻着，干脆自己也不回来了，“老喷壶”和老伴一个下地，一个带孙子，过得很不如意。再看邻家，儿媳孝顺，阖家和睦。这一比，气更不顺了。可也有气顺的时候，即邻家出了车祸，死了一个人。只是仍嫌不够，于是，当树贩子出现时，“老喷壶”主动为其出谋划策，其实是亲自动手，趁着夜色往树根下灌剧毒农药，把邻居家视为宝物的百年老楸毒了个半死。这里揭示的不仅是当今乡村中人的生活状况，更揭示出其精神状况，或精神状况之一极。细想一下，这一类的人多半是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但就是这种不足为奇，透出的却是今日乡村精神方面的死寂之相。在小说靠近结尾处，“老喷壶”的孙子，因那剩下的小半瓶农药而送了命。至此，“老喷壶”是否有所“悔悟”呢？一点不错，我们看到“老喷壶”近乎发狂，猛抽自己的嘴巴，骂自己是个老混蛋，但这因“报应”而来的痛悔，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觉呢？其实很难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里，如果有道德存在，那或许也仅仅只是与“利害”二字直接相关。追踪道德的最初形成，或者多半是和“利害”不无关系的，但那毕竟只是道德的初级阶段。
小说中的“大伯”，算是一个不错的人。当“老喷壶”在他家场坝前挖排水沟，儿子欲动手打人时，被他制止住了。当“老喷壶”的孙子服毒之后，是他和儿子开着农用车，送福子去医院。但即便是他，对自己填塘行为的自省，也仅仅停留在与“利害”相关的层面上：“大伯有些后悔占了那坑，不管咋说，结了怨，害了百十年的老楸树，也害得老母亲半年来不得安生，遭了罪。早知道这样，当初分他一半坑地又怎样？”
小说中的“奶奶”，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老喷壶”一家，把跟人跑掉又落魄回家的儿媳关在门外时，是她和儿媳（伯妈）在人堆子里忙着劝和，而且，在她看来，到这时，“楸树的事儿已不是事儿，人家这里才是天大的事儿。”但即便是“奶奶”，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和她的许多先辈一样，一代又一代，受到粗陋的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化中的粗陋部分）的制约：担心自己年岁太大，吃了子孙饭，折了儿孙的寿限。百年老楸的被砍，实在也有她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她与树贩子之间，形成了某种里应外合。再加上“老喷壶”的直接施毒，事就成了。如果我们把这三者看成是三种各不相同的符号，也是不无意思的。
不仅是奶奶，小说中，她的孙子的岳父岳母家的一对老人也是一样，占据其精神主导面的仍然只是千百年来流行于乡间的民间文化的粗陋的一侧。在儿子死后，他们心心念念的只是“留姓”这一件事：即让女儿肚子里的孩子，他们的外孙，在出生后姓他们家的姓，由此与亲家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小说中亦有年轻的一代出现，比如堂哥堂嫂，比如“老喷壶”的儿子儿媳，这两对年轻夫妇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堂哥堂嫂（他们当然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我们在他们身上也无法看到更多的有别于他们前一辈的精神新质。而这，或许就是当今乡村普遍的精神状况。当然，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仁义之举，大伯最后主动拿出一口棺木（用砍倒的老楸木制成），给“老喷壶”的孙子装殓（从小说的意味看，这里隐藏着某种“恶毒”：报应的恶毒），终于有机会让读者在沮丧中透出一口气来，可也仅限于此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仁，义，在今日乡村中，也早已失去了其深厚的根基，一如那棵被毒继而被砍的百年老楸。对此，作者或许并不自觉，但她仍然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当今乡村的风俗画，或者，精神的一个断片。
小说头绪纷繁，但作者用树贩子的购树行动，将三户人家的方方面面带动起来，由此可见作者的结构能力。百年楸树被施毒，最后不得不砍掉，一半卖掉，一半做棺材。如果我们把这棵老楸树看作是某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意象，那么或许可以引出不少遐想，比如（激进的一种），我们的文化是否已经被施了毒？我们的文化，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除了卖钱，向商业投降，剩下的就只是做棺材这一种用处了？
最后说说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乍看起来，这篇小说使用的是全知视角，但细看可以发现，其实是第一人称：小说里的奶奶，是“我”的奶奶或“我”称呼的奶奶；大伯，伯妈，堂哥，嫂嫂，也都是“我”对他们的称呼。然而在实际的叙述中使用的却是全知视角，在作者笔下，人物不断转换，包括对奶奶和大伯的邻居“老喷壶”的行动和心理的叙述和描述，都是以一种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进行的，这就产生了一点尴尬，这或许是一点瑕疵。
20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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