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回来。”
“你走前我要跟你说个事。”）
他不由分说地跟着我进了厨房，关上门，低声说：“天哪！”声音凄惨。
“怎么了？”
“这是个要命的错误，”他不住地摇头，“大错、特错了。”
“你只是尴尬而已，”我说，我幸亏还加了一句，“黛西也很尴尬啊。”
“她也尴尬？”他不相信地重复我的话。
“跟你一样尴尬。”
“别那么大声。”
“你现在像个小孩一样，”我用正常声音不耐烦地说，“不仅如此，你还很没礼貌，你把黛西一个人晾在那儿。”
他抬手止住了我的话，一脸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那表情让我难忘——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厨房门，回客厅去了。
我从后门出去——盖茨比一小时前刚紧张地从这里出去迂回——然后跑到一颗巨大的长着黑瘤的树下，那遮天的枝叶为我挡住了雨。雨又开始倾盆泻下，我那不规则的草坪在被盖茨比的园丁剪得整整齐齐后，现在到处是泥泞的坑洼，像原始沼泽一样。
树下除了盖茨比的巨大豪宅外没什么风景可看，于是我盯着那宅子，像康德看他的教堂尖顶那样（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喜欢在傍晚眺望窗外柯城大教堂的尖顶）盯了半小时。
一个酿酒商在十年前“仿古热”刚兴起时建了这座房子，据说他当时提出为所有周边村落交五年地税，只要屋主们答应在他们的房顶盖上稻草。（相比于东卵汤姆·布坎南的“乔治王时代”至少百年历史的房子，盖茨比的房子从一开始就满是暴发户气息。）
可能是众人的反对摧毁了他创立“一代基业”的雄心壮志——他的身体很快每况愈下。他的孩子们把房子卖掉时，大门上还挂着黑色的花圈。美国人，虽然时不时地甘为奴隶，却是从来也不愿做乡巴佬的。
过了半小时，太阳又开始照耀，送菜的车转上了盖茨比的车道，那是他和仆人们晚餐用的新鲜食材——我想他肯定一口也吃不下。
一个女仆开始打开他房子顶层的窗子，她在每一扇窗前都闪现一下，然后在中间的大窗探出身来，若有所思地向下面的花园啐了一口。我该回去了。
雨还在下，但淅淅沥沥中我听到他们在低声交谈，音调偶尔随着情绪高涨起来。但此时他们的沉默，听起来已是共处一室的平静了。
我进去了——我在厨房里弄足了各种响声，就差没把炉灶掀翻——但我看出他俩什么也没听见。他们坐在沙发的两头彼此凝视，仿佛刚有人提了个问题，或是他们在等待彼此的提问，而刚才丝毫的窘迫，现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黛西满脸泪水，我进去时她赶紧跳起来，拿出手绢到镜子前擦拭；而盖茨比与刚才比，可谓是判若两人，他从上到下都在发光。无需一言一举，一个崭新的容光焕发的他，就光芒万丈地照亮了整个小屋子。
“哦，你好啊老兄！”他那声音，激动得仿佛有几年没见我了。一时我还以为他要过来跟我握手。
“雨停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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