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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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13年7月开始，全国打击假记者的呼声越来越大，类似《来了媒体不用怕，教你交战假记者》、《五步骤简单教你识别假记者证》的帖子层出不穷，颇受欢迎。
是的，一般情况下真记者（尤其小城市纸媒）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风光驾到”，他们负责“宣传”；而假记者更多则擅长“摸黑前行”、分分钟“爆料”，逼着你“合作”或“赞助”。
我曾经就是那个人人喊打的“假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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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大学刚刚毕业的我来到A城，这个因煤炭、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而“一夜暴富”的城市，到处都充斥着闪闪发亮的商机。有经商就需要“宣传”，而在网络还不那么发达的这个小城市里，传统媒体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我去应聘一家民办报刊的平面设计，不会“方正飞腾”的我，瞬间被淘汰出局。
临走前，阴差阳错地，我被边上同时在进行的记者面试深深吸引，觉得“去挖掘事物背后的原因”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没规没矩地坐在面试官面前，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对记者职业的崇高敬仰之情，并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对生活中类似“盲道被占用”等不当行为的批判。
就这样，平面设计专业的我，被“不拘泥程序”的主编老师录用为“实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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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报社全员（10名采编人员，3位投递员，2位版面设计，1名主编）开会时，会显得格外拥挤。但这丝毫不影响采编人员在一起讨论“报刊选题”的高涨热情。
我们商量每个节日的应景专题、每周的舆论监督对象、以及市区建设方面的安全隐患等，怀着忧国忧民的新闻理想，或慷慨激昂，或唇枪舌剑。
在这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我们为整座城市的建设“出谋划策”！
每周，主编会在例会上对所有采编人员进行培训，讲解《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的精彩范文。
同时还对自家刊物上周刊发的稿件，从选题、取材到文字掌控进行逐一点评，利用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群众反响”为稿件打出分值，这“分值”既关乎此篇文章稿费的高低，也关乎采写者的“脸面”。
主编是个有文采、又很“粗野”的人，开心时他会夸你“写得有才，很有影响力”，烦躁时他则会因为一个错别字指着你的鼻子骂娘。
那时候，我们虽然人手一本“假证件”，但仍然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是为了市民该知道的真相，“证件”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敲门砖”。
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年轻那么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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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货”的快乐，就在于“价值被实现”！
实习期间，我跟着跑“政法线”的记者老秦，我们靠着手上那本高仿版记者证，获得了最大的通行权力，堂而皇之地出入区政府各个管理部门，敲开领导的门，口口声声地为各种舆论事件讨要说法，就像是个伸张正义的“英雄”！
2011年国庆节前，我终于“转正”了，稿子出现在头版的次数越来越多，工资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我选择放弃“政法线”，转战喜欢的“民生版块”，因为我想深入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里去。
我动手采编的第一篇稿子是《他们叫醒城市：清洁工的“365”天》。
为了稿件的真实立体，我跟不同工种的清洁工交流——垃圾山清理员、街道清洁工、厕所掏粪工等，关注他们的状态——他们工作量大，待遇低，且没有任何医疗及养老保障。
尽管我自己也没有五险一金，却在文稿里一次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呼吁，期待他们可以给予基层工作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像以往一样，稿件虽然刊登在我们报刊的头版头条，却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应答。我一时觉得自己很可笑，可能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们，从来都不曾知道这份报刊的存在。
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的整个“假记者生涯”突然焕发了无与伦比的光彩。
清洁工稿子发出一个月后，我被街边的一位清洁工拦住，这位我曾经采访的老人，满眼开心地说：“我也不知道你电话，就在这条路上等了你好几天，终于见到你了。女娃子，谢谢你呀，我拿到生活补助了，1000多块钱呢。这是100，你拿着，也买点好吃的，辛苦你了。”
很久以后，我还能记得当时老人恳切的表情和我自己激动的心情，这是媒体独一无二的力量，“使命感”、“价值感”油然而生，尤其对于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我，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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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工学校”争取政策倾斜、曝光“幼儿园入学”乱象、追踪“地沟油”源头……民生版块的3个采编人员，好像尤其喜欢“打黑除恶”。
我们每天从网上观察全国刊物的负面新闻，再像嗅猎物一样，寻找本市出现的类似现象，作为下一个惩治对象。
我们报刊一度很红，是市民争相购买的第一手黑小报，专门披露社会问题。
2011年冬天，猪肉价格暴涨。喜欢冒险，被新闻理想冲昏了头的我，自告奋勇要去追问猪肉暴涨的深层根源。
凌晨2点半，跟着线人去偷拍屠宰场病死猪肉的采买过程，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躲避里面监管人员的问话，还要想办法了解这些问题猪肉的去向；
进城边村的农户家里询问猪瘟爆发的全过程；
坐拖拉机上山，与猪场的饲养员讨论近几年养猪的状况；
到肉市采访市民的反馈；
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咨询等等。
这篇稿子，我前前后后进行了两周的素材采集，怀揣着一颗热忱的心，让稿件中的每句话言之有物、切实可信，力求还原市区猪肉的来龙去脉。
《市区猪肉问题调查》刚一出炉，我激动地等着市民的回音，却没想到先等来了一纸诏令——70%的未销售报刊被责令召回，原因是“容易引起居民不必要的猜测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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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报社总编是一位正直的充斥着新闻理想的中年大叔。直到2012年元月，总编志得意满地讲：“前几天，我跟高编辑出了趟门，给大家‘搞’回来了过节费。大家一年都辛苦了，散会后去会计那里领奖金。”
欢乐的气氛结束后，我从几位老编辑眼中的笑意读出，这份过节费来源不简单。
几经八卦，才知道总编为了报社全员的工资，已经发愁很久。因为广告盈利有限，总编在垫付了近半年的员工工资后，决定铤而走险，去矿区“敲”一笔。
在山里一个新开不久的矿区附近潜伏一周后，他和高编辑拿着照片、录音等证据，找到了矿区老板。在记者证和证据双管齐下的进攻中，矿区老板献上了数额不清的封口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总编第一次捞外快，却预感到，报社的性质，或许要发生变化了。
果不其然，2012年的第一次专题会后，采编人员被一一单独约谈。
总编语气亲切地肯定了我入职后的表现，并询问了我春节回家的情况，开始摊牌：“小莫，你是不是不喜欢钱？”
“额，不是啊。”我在领导面前一向腼腆。
“那你为什么不拉广告呢？咱们报社又不只是黑小报，你完全可以凭借之前的渠道，去拉点赞助费嘛。”
“总编，我嘴笨，不会拉客户。”
“别做民生版了，到宣传版块吧，多跟企业领导打打交道，慢慢就学会了。”说这句话时，主编有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飘过。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进行人物采访，企业家、致富带头人、新产业代表及监管部门的个别领导，听他们讲奋斗史，看他们写字、画画、玩古董炫耀生活，每次还得在文末加上一长段对其企业、产品、管理理念等的大肆吹捧。
我变得圆滑、世故，阿谀奉承的话信手拈来，还会随着主编出入酒局和娱乐场所，喝酒、掷色子、K歌等项目也变得样样拿手。
不到半年，我尝到了其中的甜头，比起写苦哈哈的民生稿件，歌功颂德的话更容易脱口而出，手中的笔、纸上的铅字，变成了这些商界、政界翘楚们赞助报社的广告费，也变成了我的广告提成，少则三五百，多则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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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大概是2013年4月，“民生版块”突然被切掉了，原因是广告版面增加，必须有一个“非盈利”版块做出让步，而且“民生板块”还容易惹事儿。
自此，我们的“黑小报”彻底变成了“宣传栏”。
同年，我离开了报社。
原因么，一个是拿钱的时候挺爽，但偶尔想起来入行时的初衷，又觉得这不是个长久的事儿；二是，全国打击假记者的呼声越来越大，风紧扯呼~
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如果那时不是迫于各种压力，离开了那个行当，到如今我会成为什么样？
作为一个“假记者”，我在风雨里奔跑的两年，看到了行业的一些怪象：我看到自己最初撰稿时的激情澎湃和正义十足，也看到新闻与金钱混淆时的虚妄错乱。
我不知道，一个考取了“记者证”的正牌记者究竟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但有一个“假记者”的新闻理想，也曾“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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