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包括几个阶段？哪些信号表明美国正处于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包括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利。
无论是内战还是革命（即使是和平的革命）都是一场巨大的冲突。最后，一方获胜，另一方败落，国家遭受损失。第一阶段出现在战争之后，获胜者夺取了控制权，而失败者者则必须屈服。在新秩序的第一阶段，获胜者因足够强大而获胜，其必须还有智谋，才能巩固权力并重建家园。
在赢得控制权之后，新领导者通常会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斗。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钱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
在这一阶段，最有成效的领导人是权力巩固者。他们通常具有上个阶段获胜的革命者那样的素质，他们是顽强而机智的勇士，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能力和动机，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还需要有更精明的政治头脑。例如，唐太宗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美国的国父，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
第二阶段资：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这一阶段被称为早期繁荣时期，因为这通常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开始。在新领导者推翻旧秩序、巩固权力之后，或者新旧秩序交替时期，新领导者必须开始建立新的体制，从而更好地分配资源，在这一阶段，体制和机构建设最为重要。领导者需要设计和创建一个系统（秩序），使人民遵守规则和法律，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追求类似的目标。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系统，迅速提高生产力，使大多数人受益。
这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通常和第六与第一阶段的迥然不同，这个阶段的领导者被称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更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大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质。如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这些领导者都在战争后上台的，他们建立的体制为国家创造了繁荣，繁荣时期在他们去世后延续了很久。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这个阶段被称为中期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拥有取得效益的大量机会，并且对此热情高涨，融洽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变得更加富裕，并因成功而受到钦佩。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和正能量。
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可以设想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并把这一激动人心的图景传达给民众；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利用取得的成就，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受繁荣，并投资于未来。此外，他们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他们可以保护或扩张自己的帝国，而无需投入削弱经济和社会的战争。
实例如下：
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首相威廉•格莱斯顿；
19世纪后期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宰相俾斯麦统一德国把39个不同邦国和不同宗教的群体团结在一起，使德国成为经济强国；
1959—1990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并在卸任后作为内阁资政引导国家，直至2015年去世。他成功领导新加坡度过了这个阶段；
在二战后的美国，肯尼迪只担任了34个月的总统（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但他激发美国完成了登月计划，推进民权运动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起展开了“向贫困宣战”的运动，避免美国卷入主要战争，同时强烈遏制反美势力；
在中国，邓小平使中国从疲弱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事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个阶段。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即过渡时期。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
这一阶段被称为泡沫繁荣时期。这阶段的特点是通过债务融资来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情况迅速增多，因此，债务增速超过偿付债务的未来现金流增速。这就产生了泡沫。举债购买活动背后的原因是，投资者、商业领袖、金融中介、个人和决策者往往认为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所以他们大举押注于过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这个时期资金和时间的花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资金用于普通消费和购买奢侈品，更少资金用于盈利性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和研发投资削减，相关生产力增长减缓，进而导致城市和基础设施老化、效率低下。为了扩大和保护全球利益，国家为军事建设而耗巨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表现为借款增多，竞争力下降。财富和机会差距巨大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怨愤情绪。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在人们变得富裕后，他们带领国家继续把大量收入和时间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
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变得富有之后，仍然保持了良好教育、严明纪律和坚强性格的文化。但这样的领导者凤毛麟角，而且间隔甚久。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来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如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这个阶段，政府拥有巨额的赤字，因而发行大量债务，使可供出售的债务超过本国央行的购买能力，又没有其他买家愿意买入。这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款和支出能力的一个先行指标（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换言之，如果不能应钞的政府被迫增税和减支，或者如果能够应钞的政府大量印钞且大举购债，这个预警就会出现。
同时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这段时期主要反映为堕落、官僚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群主斗争、公共领域中真相的消失、规则渐渐不被遵守，粗野战斗开始等。
这个阶段是个交叉路口，一条路可能走向内展/革命，另一条路可能走向理想化的和平共存。和平与繁荣显然是理想之路，但要艰难的多。这条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主动向他方伸出橄榄枝，让各方参与决策，重塑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和有效的内部秩序（即高效地让大部分人获益）。这样的领导人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我们为他们祈祷。第二类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出内战/革命的深渊。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
随着财富日益积累，贫富差距扩大，很小比例的人口控制极大比例的财富，最终占多数的贫困者发动内战和革命，推翻占少数的富人。
在内部制是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掌权的政府几乎是陷入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法从富人手里获取资金，导致富人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为了阻止这些转移，政府会实行资本管制，控制资金转入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和其他货币，或者转入更难课税的资产和/生产性不高的资产（如黄金）。雪上加霜的事在内部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个国家更可能遭到外敌的挑战。
最适合领导内战和革命的领导者，就是“励志将领”。这些人勇猛强悍，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在各种非赢不可的战斗中取胜。因为战斗很残酷，所以他必须足够残忍，才能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
以下信号表明美国正处于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1、美国在财务状况不佳，冲突不断激化的同时，主要国家仍然拥有其他强大实力）如技术和军事），但这些实力正被相对削弱。
2、在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及许多州和政城市的政府都面临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央行（美联储）有印钞权。美联储正在大规模的曾印货币，购买大量联邦政府债券，为联邦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这一做法帮助了联邦政府积极试图帮助的群体，但也严重削弱了美元和美元债务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
3、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等。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着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
4、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
我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指标。民粹主义现象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在内部周期的第五阶段就会走得越远越接近内战和革命。
美国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是向右翼民粹主义迈出的第一步，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获得了极高的支持力，这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广受欢迎。拜登的胜选，让我们拭目以待。
5、公共领域中真相的消失
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更加情绪化，更加受政治因素的左右，由于宣传和媒介报道愈加失真，人们不知道何为真相。这种现象与日俱增。在贫富悬殊，民粹主义思潮弥漫时期，打压精英的报道广受欢迎，并给媒体带来丰厚的利润，尤其是右倾媒体打压左倾精英的报道，以及左倾媒体打压右倾媒体的报道。历史表明此类活动显著增多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问题。
在美国，现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报道的真实程度处于最低时期。例如，2019年盖洛普的一项研究显示，仅有13%的受访美国人非常信任媒体，仅有41%的受访者表示相当或非常信任媒体，而1976年信任媒体的人占72%。这不只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的问题，是美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信任度的剧烈下滑甚至影响了以前备受信赖的标志性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日报》这两份报纸的信任度都在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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