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密密麻麻,像音符停满电线。月色皎亮,衬得夜空中的这方景象,如同一幅剪影。
常包红第一次注意到头顶竟这样壮观。他在肖村已经住过了两个夏天,从不知道夏夜里鸟儿会停满村子上空。
2018年春天,这个33岁的男人开始在北京当美团外卖骑手。肖村掩在南四环立交桥边下,是北京常见的外来人口聚居村。早年间,到村里住的外地人多是产业工人和零售工,在附近的家具城、汽车厂上班。几年前,村里的外卖小哥多起来了,一道道显眼的黄色开始驶进驶出。数据显示,美团约31%的骑手来自传统产业工人。
他们几乎和燕子同时到来。
这天是农历七月十四,月几乎整圆了。常包红难得休息,因为头天上了新闻联播,要接待采访,这天不用出工。晚上九点,天已经墨黑。他站在出租屋院子外,一抬头,看到了爬满鸟儿的电线。难得落了闲,常包红拿出手机,朝夜空拍,脸上浮现孩子般的表情。
出租院里走出一个女人,一开口,淳厚的京腔。她打小在这里长大的,熟这些鸟儿。这是燕子,六月里夏渐盛了就来,立秋后天凉,便渐渐少了。最盛时,燕子能停满四根电线绳,女人数过,有五六百只。花时间数燕子,常包红不可想象,有这时间,他可以多送几单外卖了。
老北京人视燕子为祥物。村里人都说这地儿肯定风水好。常包红听着,憨笑,这地儿好不好,他不懂。肖村只是他落脚睡一觉的地方。每天天擦亮,他就穿上黄色工服,跨上电动车,往方庄一带驶去,夜沉了才回来,到家一般都过了十一点。
燕子
家乡村里也有燕子。常包红记得它们的模样,小时候他帮家里干农活,打麦子,背着十多斤重的麦捆,走四里山路回家,燕子就停在道边的树上。
在老家甘肃陇南的村里,一道山头连一道,黄土朝天,乡民世代种小麦、玉米,也种些苹果和花椒,勉强够糊口,几辈里都说它是苦地儿,没出过几个大学生。
转到新世纪,日子还挣扎的苦。女人们开始外出当保姆,男人们渐渐也不种地了,去往建筑工地。这个穷村子拉开了人口外流的大幕,乡民大多往北京跑。
常包红是2004年离家的。高二辍学,扛了一袋衣服,17个小时的过路车摇摇晃晃,把他带到了北京,落脚昌平的一间屠宰厂。他负责分拣切割好的牛羊肉,往北京各处的超市和菜场运送。
黄土里的十八岁少年从此客居京华,一晃十五年。他当过保安,从屠宰场换到工厂流水线上。最长的一份工是在韩国现代汽车的一家供应商工厂,负责汽车组件检修。
他原以为这份工会一直打下去。到了2017年,出了萨德事件,厂子减产,常包红领了三万的赔偿金,回家盖了房。 他的村子是扶贫村,村里十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家是其中之一。盖房子的贷款和亲戚借款,他欠了十几万,这些都要挣钱还。
常包红是家中那个最靠谱的孩子。打工多年,在屠宰厂、汽车厂赚了钱,他一点点攒起来,都汇回了家里。帮家里还清了欠债,他才考虑自己。2013年结了婚,妻子是老家一个县城的,在北京当保姆,两人能说上话。隔年女儿出生了,压力陡然就增了。养娃娃吃钱,有个头疼脑热,上一趟平谷的医院,就要花上几百块。
常包红干活更卖力了。汽车厂有班加,他第一个举手申请。流水线上的工作吃耐心,干两个小时休息十五分钟,连着轴转。他负责检修和补焊,挡泥板组装和冲压好了,运到他面前,他修补。身前的显示屏记着件,倒计时间,如果一气儿有好几个件堆着要补,他就会着急忙慌的。
人也得绷紧了神,工厂里的机器是会吃人的。一位工友,开塔吊的,大咧咧登上去了,却忘了在底下放警示标志,下面一按按钮,人像纸片被冲压扁了。机器人无情,如果误入它的领地,它就伸着利爪抓人,常包红也挨过轻伤。
更早前的屠宰厂,活计更艰辛。在夏天穿上大棉服,往冷冻柜里钻上半天,手生了冻疮,刺拉拉地疼。
少年的心志也被浇冷了。来之前,他原以为,北京遍地都好。但守在冷库里,周围的工人都比他年长,连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天中午,老婆打来视频电话,照例问他“吃了没,今天跑了多少单”。他含糊回答。黄土地里的男人,顶着天,不喜欢说苦事。送餐不免磕磕碰碰,他也不说。
北京十五年,时间倏忽地过。少年郎的单薄身板逐渐厚实,臂圆了,肚子也长起来了,他成了中年男人。回家的列车提了速,添了6个小时的高铁,但常包红从没坐过。就算坐慢车,他也从来只买硬座,男人家扛苦,省了钱,给老婆孩子。
有时候这个老实的男人也会想起刚上高中时,同学们聚会,聊着对未来的向往。常包红当时学习中等,他说以后想上讲台,当老师。
麦田
2018年春天,春麦的秧子一落地,房子盖出了大概的轮廓,常包红又打起行囊来了北京。
但这一次,工却不好找了。工厂流水线的工资落得厉害,找物流配送的活计,中介要再收一道费用。他心疼钱。
他在网上看到招收外卖小哥的广告,要求看着不高。便寻思着,自己浑身的好力气,吃辛苦,这个活计可以扛下来。
登了记,买了一辆电动车,常包红开始绕北京南城跑。
以前在流水线上坐着,工资按计件,每月一发。但送外卖不一样,送一单,系统会显示赚了多少钱,实实在在,像钱落进了口袋。
2018年头年送外卖,他一个月能赚上六七千。到第二年,每个月赚的钱就超过一万了。
常包红每天六点开工送早餐,节奏挺松快,到十点半,午高峰来了,他要一气送上三个小时,两点左右才顾得上吃饭。晚高峰在傍晚五点左右开始,再送三小时。吃过晚饭,又送一些零碎的单,一直到夜里十点多,实在疲了,他才收工。一单赚八块五,再加些其他补贴和奖励,常包红一天能赚三四百块。
吃饭不敢讲究,吃南城香和田老师,这两家商户给外卖小哥打折,一份饭只卖十多块。但菜式翻来覆去,酸菜鱼和梅菜扣肉饭,他都吃过几百遍了。住得更随意,他在肖村租一间八平米的屋子,一个天井里,上上下下都是打工的人。斜对过一户是四川哥们,老喊他喝酒。他答应着,却从没应过邀。
他老能跑进骑手系统每周排行的前五名,秘诀是跑得勤。下午单少,不少外卖小哥会睡个午觉,或路边支着电动车,躺上面刷手机。常包红的跑单系统却一直转着。不论远近,犄角旮旯里的单,他都接。系统奖励勤快的,跑得越多,接得就更多。
那送外卖苦吗?常包红没啥感觉。
这是一份费脚力和吃经验的活计。他不怕这个。乡里的庄稼人垦地,腰一直弯到土里。他爹娘,一辈子勤勤恳恳,老了还耕十多亩地。七八月收了玉米和洋芋,别人家就过农闲了,爹娘继续种高粱草喂牛,忙忙叨叨,一直到了种冬麦的时节。一年到头不得闲。
在北京送外卖,和爹娘种庄稼是一个门道嘛。
送外卖第一年,他没摸着门道,钱也赚得松松落落。2018年底,老婆生儿子,他回家陪产。娃娃落草一个月,他抱着他,心想啊,以后家里花销要更大了,正月十二就回北京上工了。
随身捎了家乡的馍子和油饼,放外卖车后箱里,饿了就啃啃,吃了一个月。
他又咬咬牙,分期买了个四千五的锂电瓶,这样一天在外可以跑足十八个小时了,不愁电瓶子没电。他又计算,一天要挣过四百,就得跑四十单,不能松。他每天计着数,一定逼自己送足了。为了等来最后一单,有次他耗了一小时。
等就等吧,庄稼人等收成,也是一点点插秧,一点点收割,费耐心。春夏秋冬又一春,他一共送了快一万五千个单子了吧。有一单,送到石榴庄的,因为一道配送的单子超时了,饺子坨了,顾客听解释没让赔。还有一单,和合谷的烤羊肉串,因为顾客填错地址,连环送的其他三单都迟了。都不算什么惊心的大事,他却一直记着。没把活干利索了,心里不踏实。
最让他在意的是,他上了新闻联播,说了自己送的单量,回到站里,兄弟们却埋怨他,不该说这个数:他说得这样好,如果引了更多人来北京送外卖,钱就更难挣了。
不过像常包红这样的骑手的确不少。2018 年,美团外卖270万骑手中,有75%骑手来自农村,覆盖全国781 个贫困县,覆盖率高达94%。以常包红的老家甘肃为例,美团23346名甘肃籍骑手中,有1/4是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其中已有85% 的骑手已经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
常包红脸皮薄,怕被说,也看重兄弟们的友谊。熟的兄弟路上碰到他,喊他一声“包哥”,他就乐呵;不熟的,在商场门前问他店址,他一一耐心解释。都是卖脚力的,都像燕子,在大城市寄篱下,得互相帮衬。
小学的班长,在老家找不到活,跟着他来送外卖,送了几天就喊眼睛红喉咙疼,又找其他活计,干不好,再来送外卖,没几天又歇工了。他劝班长,不如到弟弟的工地里寻份工,已经七月中了,转到八月里,一年就到头了,要过年了。过年是村里顶大的事,在外打拼一年,回乡是验收成的时候。
班长笑笑,不接话。他没办法,管不着太多。班长从小家里条件好,没咋吃过苦,受不住在外面打工。不像他,从来就没谁可以靠。
黄土里走出的孩子,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想少上班又想多挣钱,没这回事的吧。常包红倚着出租院门,又在憨笑。
团圆
每个月发工资,常包红才会休息一天。一份工钱,他分四份,自己留两三千在北京生活,老婆在家带孩子是大头,得超三千,还有一大份,还房子的借债,一小份,三百块钱的电瓶分期款。
庄稼人不喜欢欠钱。每个月,还借款的银行卡划一笔,肩上的担子就轻了一分。人到中年,这是他的盼头。
休息这天,心情就像收了麦,在村头晃荡,任风儿拂面地吹。他会奢侈地睡到晌午,泡上脏衣服和被单,洗洗晾晾,天就将黑了。
他从没仔细地探过生活的这个村子。这一天,因为被采访,难得松快了,他带着来访者在夜路上转悠。和邻村相隔不远,有一段废弃的铁道,伸向远方。街面上还有光着膀子的男人,围着下象棋,走近一听,响着京腔,也响着南腔北调。
到了路口,一轮圆月在绿树间分外皎亮——明儿就是中元节了,十五月圆。
再有一个月,也就中秋了。月亮会更圆的。
女儿的名字里也有圆字。什么寓意呢?
常包红不好意思了,憨笑,不言语。
是希望全家能团圆的意思吗?他微微点头。
这个老实男人不习惯外露感情。每天送单,一单接一单送,在商户和小区中间串着跑,一天下来没啥情绪起伏。但有时在小区和电梯里看到小娃娃,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大,他就看呆了,想起娃不在身边疼不着,心头一阵酸。
妻子在视频电话里给他挨个看孩子。女儿在摇晃地学走路,手抓着玉米,渣粒糊了一脸,他盯着屏幕乐。儿子才八个月大,躺在妈妈怀里正睡着沉。他看娃的眼睛,又看鼻子,再看嘴巴,嘴角的弧度越拉越大。
自己在外面打工挨辛苦,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别受罪。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带了一个“哲”字,希望他多读书,能有更高的学历。
十七岁那年,他告诉爹妈,不想读书了。爹妈不愿意,说勒紧了裤腰带,也要供他上学。他不忍心。农村日子都紧巴,一户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已经不容易了。姐从小就没上过学,哥是被寄予了全家读书希望的那个。
但哥上完大专,正赶上改革,不包分配了。哥学习底子不厚,考教师考基层公务员都考不上。他刚来北京帮家里还的债就是供哥哥上学欠下的。
常包红没和父母多言语,第二天就跨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但现在他也会想,如果早些攒下钱,像他的老乡一样,在平谷买套房多好,当时全价才几万。谁能想后来,北京的楼市翻天覆地地变。
他掰着手指数,再过两年,孩子大了些,父母帮着照顾,妻子就能来北京找他了。他就会减一些回到屋头没人说话的孤单。再拼几年,把亲戚朋友借的买房钱都还了,也许,还能攒钱买辆车。
他当过汽车工人,熟悉车,村里山路多,适合开长城牌的越野车。但要买上一辆车,要再攒上好几年钱,得排在孩子的花销后头。
他从来没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生活过,以前在郊区进工厂,现在跑南城。南城生活朴实,外卖单量大,那里房租便宜,打工的年轻人下了班,喜欢点外卖。方庄一带也没几个高档小区。他到蒲黄榆附近送过一单,一个楼外墙衰破,楼梯老旧,爬上去一敲门,竟真有人住着。
这是北京不富裕的那一面。外卖小哥就像根须,时常深入这个城市的里子。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觉得不能融进北京。有时候,他们进高档小区,会被住户拦下,在商场坐着休息,人聚多了,保安也会来赶。遇到这些时,有的外卖小哥会聚着说说,互相顺气儿。
常包红从不把这些放心上。顾客骂几句又怎样呢?他们不在他的人际网络里。那张网络遥遥伸着,伸往老家的村庄。在那里,一辈子靠着黄土的老人们搞不懂“送外卖”这回事儿。这也无所谓,能给娃娃供吃供穿,过年给老人买衣孝敬,他就觉得自己是有用的。
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他不想比别人短一截。现在农村生活也好了,买个菜买点零食都不便宜。
只有去商家取单服务员给脸色时才觉得来气。送单着急,嘴上难免争几句,小店里的服务员置气,下回就故意为难,拖着不给餐,或者骂他们,“你就是一送外卖的”。常包红想不明白,都凭力气干活,咋能分贵贱呢。对他们好的是金鼎轩的大姐,知道男人们吃辛苦,单子排个轻重缓急,催着后厨,把外卖兄弟们都照顾妥帖了。
常包红对未来还有很多期望。他做好了再赚些钱就回老家的打算。美团等生活服务性平台企业给了他们新的机会。比如,美团的外卖业务已经遍及全国,只要勤快,回兰州,或陇南,他也能挣着钱。朋友说,在兰州,一个外卖骑手的收入也有六七千元。
走在肖村的夜路上,常包红说起,他挺感念这份工,能还债,能养娃,还能撑起未来几年全家的盼头。
他听说肖村附近有个打铁营,得名是因为住了一批打兵器的铁匠。他们也是迁徙来的。在北京的夹缝处,自古以往,人们像野草一样,坚韧地生,坚韧地长。燕儿来来往往,流年似水。
作者 | 陈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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