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时年24岁的红学家俞伯平先生，将一本苏州文人所写的自传体散文，整理标点后以单行本出版，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这本书先后印行50余次；1935年，当时有“洋派文人”之称的林语堂先生，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并在自己的若干著作中，多次提及这本书。文学界甚至有人将该书称为“小红楼梦”，该书的魅力可见一斑。
这本书就是《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他出生于太平盛世中的士族文人之家，一生未参加科举考试，习幕经商，曾以卖画维持生计。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体作品，作于沈复46岁时（1808年）。按照沈复自己的说法，写《浮生六记》的目的不过是不想辜负苍天对自己的厚爱。乍听之下，沈复对自己的人生应当颇为得意；细细揣摩，不得不佩服沈复的乐观与豁达：沈复与妻子陈芸少年夫妻，伉俪情深，陈芸却积病早逝（陈芸逝于1803年，时年沈复41岁）；夫妻二人的日子清寒，又为家族所不容，许多时候需靠朋友接济才能维持；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因生活所迫，不得己将十三岁的女儿嫁入夫家作童养媳妇，十一岁的儿子送去学贸易；1806年，沈复44岁时，他与陈芸的儿子夭逝，沈复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换作别人，早已怨天尤人。沈复却在《浮生六记》的开篇中写道：“天之厚我可谓至矣。……，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面对如此惨淡的人生，还能对上苍心怀感激，不愿辜负上苍的厚爱，沈复对待生活不可谓不乐观、不豁达。
既是自传体作品，我们其实可以将《浮生六记》看作是沈复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该书现存四篇，分别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全书文风朴素率真，记事平铺直叙，仅从篇名就能揣测出书中大致的内容：夫妻相处时的快乐、生活闲暇中的情趣、人生坎坷中的愁苦、游历山水时的畅快。其中记录的大多是居家市井生活琐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雕琢，字里行间透露出沈复对生活的热爱，对妻子的怀念。其中闺房记乐一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记录夫妻生活的作品。陈寅恪先生曾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都者，尤少涉及。……。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之乐》，所以为例外创作。”事实上，闺房记乐一篇也是全书的灵魂和核心，若没有这一篇，闲情记趣和坎坷记愁便失去了依托；若没有妻子陈芸，沈复也就不会在布衣蔬食的生活当中，还有插花寻石、布设盆景园林的闲情了。全书除浪游记快一篇较少述及陈芸外，其余三篇都是沈复对自己与妻子生活点滴的记录，喜怒哀乐，不一而足，沈复夫妇的鹣鲽情深跃然纸上。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作为一个文人，沈复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寻常家居生活中，蕴藏的夫妻二人互为人生知己的美好。可见沈复一生的得意之处，便在于自己拥有了这份美好。也正是因为这份美好的存在，我们才能在两百多年后，带着微笑，细细品味“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后隐藏的辛酸与苦涩。
因为有了陈芸，沈复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因为有了沈复，我们也才有机会认识聪慧率性的陈芸。人生有你，岁月静好。
《浮生六记》自问世两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颇受好评。第一个在“五四”以后向社会推介该书并使之得以流行的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曾经如是评价：“《浮生六记》俨然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在俞平伯先生看来，沈复与陈芸不拘礼教、率真任情的生活态度，是个性舒展的表现；而在林语堂先生看来，陈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读《浮生六记》使他“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
近年来，《浮生六记》更是得到众多名人的热捧，这与当下人心浮躁的现实不无关系：在繁华的尘世中，如何保持一颗“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平常心，不正是《浮生六记》能告诉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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