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仅用对和错这两把尺子来判断事物，实在太不够用；轻率地评断别人，往往是自己浮皮潦草的表现。只有负责任做事的人，才会对他人和他人的事有一种包容和理解。
我们对某人做某事产生一定的看法，无外乎基于两点，第一是他做事的发心，第二是他做事的结果。但无论结果如何，人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又有谁会做不对的事情呢？
相反，对的事情，一定值得去做吗？
为什么我对《人民的名义》里的反派恨不起来；答案很简单——他们所犯的过错，并不全是个人的过错。如果换一个人处于他们的位置，很可能殊途同归。
现金堆满一座别墅的贪官，人赃俱获以后涕泪俱下说，自己从来不敢花受贿得来的钱。他的钱和别墅对改善生活水平没有丝毫帮助，反而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每天惶惶不可终日。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拿了钱也不敢花的人，拿钱的目的是什么？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剧中的正派对于导致腐败的原因显得缺少深入的理解。
因此，有不著名学者提出；当我们评价一个事情值不值得去做、应该花多少精力去做的时候，应该抛弃单一的视角，而是分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看，一是该事件将给我带来的收益大小（认知、情感、物质、身体方面的收益皆可计入），即「收益值」；二是该收益随时间衰减的速度，我称为「收益半衰期」，半衰期长的事件，对我们的影响会持续地较久较长。
如果我们反躬自省一下，可能会发现，我们平时做得最多的、最喜欢做的，是「高收益值、短半衰期事件」，其次是「低收益值、短半衰期事件」，而另两类长半衰期事件，我们或者做得很少、或者做得很不情愿、或者不具备做的条件。所谓成功的人生，就是这样把无数个或大或小的收益累加起来的结果。
运用“收益值”法去衡量某个事情该不该做，是否值得做，我想大致是没错的。但总觉得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情理。
若说判断是非的标准，我还是愿意跟着王阳明走。王阳明曾在讲学中说过：“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超脱世俗之心，排除烦扰，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大学问》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的纲领性哲学著作，被其弟子们视为儒家圣人之学的入门教科书。其中有一段论及良知的功用，读之让人感动。
良知，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种知性。这种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学习，它就能做到，因此我们称它为良知。这是天命赋予的属性，这是我们心灵的本体，它就是自自然然灵昭明觉的那个主体。凡是有意念产生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没有不知道的。它是善念呢，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它是不善念呢，也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这是谁也无法给予他人的那种性体。
所以说，虽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为，甚至达到无恶不做的地步，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会不自在地掩盖自己的恶行，并极力地表白自己做的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许他埋没的特质。今日若想辨别善恶以使意念变得真诚无妄，其关键唯在于按照良知的判断去行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善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喜欢它，甚至反而背道而驰地去远离它，那么这就是把善当作恶，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
而当一个恶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讨厌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那么这就是把恶当作善，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恶的良知了。像这样的话，那虽然说心里知道，但实际上跟不知道是一样的，那还怎么能够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呢？
现在对于良知所知的善意，没有不真诚地去喜欢的，对于良知所知的恶意，没有不真诚地去讨厌的，这样由于不欺骗自己的良知，那么他的意念就可以变得真实无妄了。
每个人拥有的时间都是相同的，一旦你消灭了那些不该干的事，余下的时间，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为你增添力量，积累动能，你就会一步步地、头也不回地走向成功。
人生很短，在这极其短暂的几十年间，如果良知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好一件事，切不可敷衍了事。要知道，敷衍了事的结果只会是自讨苦吃。把良知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这是走向成功的惟一途径。有人说过：“轻率与疏忽是旗鼓相当的瘟神。”许多人就失败在草率了事这一点上。而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他们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把良知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
把良知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需要付出许多努力甚至会以生命为代价。
人只要坚信良知所判断的事情有意义，值得去做，就会有坚持不懈地把它做好的信念，把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做到极致。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与困境，也不会对自己失望。始终对良知充满信心，精神就不会崩溃，就可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总之一句话，坚信良知，保持善意，对这个世界，对你身边的人，心怀感恩做事做人就会有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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