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五六年前的那个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外公望着天边的明月，沉默许久，忽然就激动起来，放开了嗓子便唱。这一首并不属于他的时代的歌，却颇受外公喜爱，老人微浑浊的音色与那粗犷的调子意外地相合，苍老的声音融着浅浅的月光，在空旷的黄土地上逐渐蔓延开来，飘过蝉鸣，飘过麦香，飘过沟沟壑壑、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坡，飘过那风风雨雨的年年岁岁……这是我记忆里一个最深刻的画面。那月光、那歌声总是一次次入梦，伴我安眠。我一直都知道，外公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歌声里承载着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深情。他曾说过：“我属土命，是路旁土。”路旁土，性忠厚，亦能承载风吹雨打、苦难之重——而外公的名字“土明”也由此而来。外公姓董，出生于1931年，今年刚过了八十八（虚岁）大寿。外公的父亲叫董余成，在外公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具体年限不详，外公总是不愿意提及），是母亲将他和哥哥、弟弟几人拉扯长大。我的外公啊，是黄土上长大、黄土上耕耘、黄土上走了一辈子的人。在黄土高坡，那最朴实、最敦厚、最广阔、最坚韧而又最平凡的黄土，赋予了外公和它一样的本色。
战火中的童年
生于混乱时代的外公是吃着苦长大的。那些年，日本侵略中国，战火自东北一路席卷至内地，中华大地硝烟四起。山西作为华北抗日的主战场，留下了众多英雄的故事、胜利的荣光，却也成为了一块受伤最深的土地。1940年3月31日，日军第一次进攻位于晋东南的陵川县，也就是我的故乡，我外公生活的地方。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日军五次轰炸陵川县，于1943年秋天，在陵川县建立了日伪政权，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统治，直到1945年4月12日，陵川县全境解放，日军的阴影才从这片天空退散。【1】1940年3月底，日军占领晋城、高平后，组织日伪军一万余人分别从长治、高平、晋城三路进攻陵川。【2】从高平方向前往陵川的日军，在途中迷了路。傍晚时分，临时决定住进了附近的村子里——也就是外公家所在的吕家河村。战火中的人们已如惊弓之鸟，听见了村口日军进来乒乒乓乓的声响后，便仓皇逃走，纷纷躲进了周围的深山里。太姥姥家就坐落在村口，当时听到动静，太姥爷忙外出打探消息，却正撞见了日军，他匆匆忙忙躲进了田间，却无法将消息带回家里，一大家子人就这样留在了院子里未能逃出。据村里老人回忆，日军自村口西湾进来，住在村里关滩、河东、小疙套等地的村民们都已逃走，房屋都已空无一人。日军在村子周围架起大炮，设置了哨岗后，便径直入村，进到各家院子里便拆的拆，搬的搬，拿走的拿走，毁坏的毁坏，随后更是将村里学堂的木桌木椅、各家里的家具物什全部抬到空旷的打谷场地上（秋收时用来打粮食的场地），一把火点着。霎时间，火光冲天。当夜，鬼子住在了村中三个院子里，一部分日军住进太姥姥家的院子，一部分民夫（跟随日军的当地人）住进了太姥姥家隔壁的院子里。日军将太姥姥一家人全部赶了出来，占据了西屋和堂屋。那年，外公刚刚十岁，与太姥姥一家老小挤在大门底下，度过了一个晚上。鬼子们将太姥姥院子里堆的桑皮（手工造纸的原材料——桑树皮）、好几副土板（农村用来给老人做棺材的木料）和家中的七顶大柜的柜门全部拆下来拿到院子里，点着烧了。鬼子们围在大火周围，宰了村里的两头耕牛煮着吃，就着罐头，还叽里咕噜的用听不懂的语言说着些什么。饭后，院子里扔满了空罐头盒子。院子里的大火与村子打谷场的火光交相辉映，烧了整整一夜，跳动闪烁的火焰映着鬼子狰狞可怖的笑脸，染红、吞噬了那个小村落的多半边夜空。第二天，天刚刚亮起，鬼子便抓走了外公的哥哥去带路，要求抄小路把他们送往高平方向。一整天的时间，焦虑、担忧、恐慌笼罩着家里，太姥姥和太姥爷无数次地猜测哥哥还能否平安回来，无数次地冲到门外，又无数次地希望落空，两颗心备受煎熬。所幸的是，傍晚时分，哥哥回来了！那种痛苦与失而复得无需我多言。这一次鬼子进村，不用说那些被烧掉的家里为数不多的家具，一家子人，从鬼子手下平安地捡回了命，便已经足够庆幸了。【3】
1940年4月5日，日军退出陵川后，继续依托长治，在长陵边界设置西火、关岭山据点，蚕食杨村、沙河、秦家庄、司家河四个编村；依托高平，在陵高边界设置大善据点，蚕食礼仪、平川、太和三个编村；依托晋城，在晋陵边界设置峰头据点，蚕食张仰、积善、西河底、冯山、东王庄五个编村，陵川县五分之一的编村落入日军践踏之中。【4】日军在峰头村修炮楼、城墙，向附近村庄征集劳工。距离峰头村十五里路的吕家河村也在征集劳工的范围之内。十岁的外公作为太姥姥家的劳力，被派往峰头村去充数，每天早晨走着去，晚上走着回来，自带干粮。有一天，外公由于家中有事没法去，又不敢误了工，便找了一个村子附近讨饭的人，给了一些吃食，雇他顶替一天。那人去了以后，日本人见到一个陌生面孔，心生怀疑，恐怕是共产党人混进来的，便不问缘由地立马将那人砍了头，更是追查到了太姥姥家，以雇佣奸细为由，将家中粮食等物尽数夺走，只给一家人剩下了五斤面。外公提及此事，眼底泛起泪花，喃喃道：“冤屈，冤屈事啊……只给留了五斤面……就五斤……伤呐……”。【5】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外公单独拿了一些纸钱，在路边默默的烧了，大家都不明所以，一再追问之下，外公断断续续、泣不成声道：“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去了就再没有回来，被日本人砍了啊……也不知有没有灵魂……”。
今天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上，对“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几句简单的介绍，那其中的沉重与悲痛，除了那段岁月和那片黄土地，又有几人能懂？正是因为真真切切地经历过了那个时代，外公对祖国、对红军才会有一种更刻骨铭心的感恩，才会真正懂得何为幸福与和平来之不易，并且用行动去努力的珍惜。
不简单的路
比外公大八岁的哥哥当兵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外公的哥哥在河南商丘主要负责征兵，送往前线朝鲜战场，常年不能回家。不到二十岁的外公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外公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兼家长，每天上地干农活之余还要手工造纸，与太姥姥一起，维持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帮着太姥姥给自己以弟弟都成了家。外公谈起这些日子，眼眶便忍不住泛红，哽咽地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一句感慨“苦啊……咱们贫苦人……是真的苦呐……”长长的停顿之后，便又是良久的沉默。目光最深处翻涌着对苦难的深沉情感。【6】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外公的哥哥自愿放弃了在县民政局工作的机会，回了村里。这时，他们兄弟三人都已成家，各有儿女，于是，三人分了家。老大占长，住了太姥姥老院子的堂屋，和太姥姥一起生活，老三作为老小又得到了母亲的照顾，也分到了老院子拐角处两间不错的黑楼（因为采光不太好称黑楼），独独外公，身为老二，上下都不占优，便被分到了两间小土房——那里原先只是太姥姥家充当牛棚和手工造纸作坊的地方。就在这样一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小土屋子里，外公带着外婆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又重新踏上了一条辛苦的漫漫长路。
土地改革时期，家里由于祖辈的一些原因被划定为上中农，这对本就艰难的家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外公说：“咱们家穷呐，咱们家的人既不会做生意，也从来不会去投个机取个巧，就只是劳动。咱们家一直是辛辛苦苦的劳动呀。”家里当时的条件其实很不好，再加上中农的成分受村里其他人的排挤，日子愈发难过。外公讲：“别人就只是想着欺压你，但不怕！咱只要保持着劳动就好了，他都又能怎么欺负你？” 【8】倔强的外公从不认命服输，他只是坚信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为了生活，什么都做过，种地、手工制砖烧砖、手工造纸、厨师、泥瓦匠、木匠……到1959年前后，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还苏联外债，要过“五两关”（每人每天只有五两粗粮，比如红薯、玉米一类的，而且由于大队干部的克扣，实际发到手里也就是三两左右），眼看家里没有吃的，就要被饿死啊。此时，外公也看透了当下的形势，不走不行，必须离开另寻生路。恰巧此时大队收到了巴公镇第一石油厂招工的通知，对外公一家人来说这可相当于是救命的机会呐！但由于平日里外公脾气强硬，素来与大队干部不和，通知被扣下迟迟未给。好在天道酬勤，外公最终没有错失这个机会。外公先去巴公八一砖厂进行了烧砖技术培训，又去巴公第一石油厂的砖瓦车间当了一名烧砖工人。在石油厂期间，外公每天省下为数不多的口粮，也就是一些玉米面疙瘩，烤干后定期让人捎回家里给家人们充饥，就靠着这些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口粮，全家挨过了“五两关”，没有被饿死一个人。至1960年，由于农村里快没有人种地了，中央一声令下，五八年出来的工人全部返乡，就这样，外公又回归了黄土地。【9】1973年三、四月份，在大队的允许下，外公靠着在巴公上班期间积累的经验，在村里自己打了砖窑，建起了手工砖厂，带领村里年轻人托转、烧砖，帮大队、小队搞副业。十里八村的人们也总请外公去烧砖或者做一些烧砖技术指导，性情忠厚的外公从不拒绝，因此带动了吕家河村及周围村庄手工烧砖技术的发展，外公也远近闻名。就这样，外公干了五年多的时间后。1978年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各村各家，之后土地下户，再加上机制砖厂的发展，外公的手工砖厂也就停办了。【10】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外公也不曾软弱放弃过，只是咬着牙将一个家撑了下来。说起这些，外公便忍不住骄傲地扬起嘴角，脸上深深的笑纹就像那黄土地的裂纹一样，不断地说：“不简单呐，我可不简单了呀。”我想，走过了那样的一段路，也足够外公骄傲了——并不一定伟大，确是不简单。
一定要读书
外公总共养了八个孩子，三个男孩、五个女孩。家庭的负担不可谓不沉重，但就是并不高大伟岸的外公，用他那宽厚的肩膀和刻于骨血的坚韧，撑起了一切。他将所有孩子养大成人，再帮一个个孩子们成家立业。但更值得说的是，从未上过学的外公，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二舅舅、三姨和我妈妈。其实在当时，尤其对于我们家而言，上学并不容易，一是因为穷，没有能力供养这么多孩子念书，二是因为之前被划定的家庭成分。二舅舅的求学路便走得异常坎坷。他读书时正是文革时期，教育制度极为混乱，学生们时不时地停课闹革命，而且高考制度取消，整个升学体制完全不看成绩不论公平，只看家庭成分，上学靠保送。由于中农的家庭成分，成绩优异的二舅舅，初中毕业后本无法继续读高中。当时大队有三个保送名额，大队干部自然选定了三名贫下中农出生的孩子，学习特别好但家庭成分是上中农的二舅舅并不在其中，这样几乎斩断了二舅的求学路。但二舅的一位恩师——他的初中老师牛堂文对于这三个名额的分配极度不满，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力推二舅，他说：“我不管你们大队走几个人，但学校必须占一个名额，让董双福（二舅的名字）去，这么优秀的学生怎么能不继续上学呢？！”在牛堂文老师的帮助下，二舅磕磕绊绊地一路走着，倒也上了高中。外公提起他，总是不停地叨叨着：“恩人呐、恩人呐……”确实，那样的倾力相助对于当时的二舅乃至外公全家而言，无异于寒冬里的一抹温暖，踽踽独行时的一次帮扶。从1971到1973年，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过去了，高中毕业的二舅又被迫停止了学业，转而回家务农。后来，陵川县六泉乡东双脑村修水电站要从各村征集工人，二舅偶然得了机会（得到这个外出的机会也是极其曲折不易）便去了东双脑，当了一名修水电站的工人。二舅在东双脑没干多久，突然，1977年10月，全国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所有往届高中毕业务工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没有年龄限制。刚一得到消息，外公分外惊喜——让孩子能通过读书走出山村是他最大的心愿。他立即让人给二舅捎话回来报名参加高考。眼看一天天过去，二舅却迟迟未归，外公急了。劳作了一天归来仍未见二舅的身影的外公，万般无奈之下，就在那个下着雨的夜晚，外公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东双脑的山路。山路本就崎岖不平，夜里更是难走，再加上寒凉透骨、沥沥不停的秋雨，土路泥泞不堪，一路上外公必须用手牢牢攀住山坡上的荆条藤，才能防止滑落到山下。就这样外公走了整整一夜的路，淋了整整一夜的雨，天亮时分终于到了二舅那里。从吕家河村到东双脑，按现在的公路计算，两地相距六十多公里，现在我无法具体地讲清楚外公是怎么完成这么一段几乎不可能的路的，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一个晚上的雨中山路攀爬，几乎磨掉了外公所有的脚指甲盖。外公到了那以后，不容二舅有半句反驳，几乎是强硬地让二舅收拾好行李，立马回家。只因为他深深地相信着：“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未来。”在不到两个月的复习后，二舅参加了高考，并不出乎意料地落榜了。他便又复读半年，在1978年夏天的第二次高考中，被山西省晋城师范学校录取了。就这样，外公家里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而毕业后的二舅，投身于教育事业，一生奋斗在山村里的教学一线，帮助更多的孩子像他那样用知识走出去，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直至三年前刚刚退休。【11】
1971年，外婆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1984年春天，命运终究是不肯眷顾这个艰苦的家庭，外婆因病去世了。家里留下了尚未成家的小舅舅、还在读初中的三姨和尚在小学三年级读书的妈妈。（我的四姨刚刚出生时，恰逢外婆病情严重，被迫送给了别人家抚养。）外公又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给小舅舅成家，并继续供三姨和妈妈读书。曾有无数次别人劝外公，甚至大姨、二舅也都这么说他，不要坚持了，让小闺女辍学回家吧，还能帮衬着做做饭干些家务，减轻一些负担。不论别人怎么劝说，但外公心里主意很坚定，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让三姨和我妈妈读书，因为他始终坚信一个理——不读书没有出路，不读书就会受别人的欺负。外公也从未想过女孩子就可以不上学，从来没有过重男轻女的偏见，硬是再苦再累咬紧牙关一直坚持供着孩子们上学，虽然困难无法想像。外公一个人里里外外的支撑着那个家。皇天终不负有心人， 1987年，三姨考上了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北大学）。1996年，妈妈考入山西矿业学院（已与太原工业学校合并更名为太原理工大学）。就这样终于实现了外公的愿望——走出来，走到外面去。【12】而这种重读书、重教育的也家风一直延续至今。
苦中有乐 安不忘本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那都是一段苦涩的时光。但妈妈每次与我谈起她和外公一起相守的过往，除了眼睛里那含着的泪花，脸上还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与满满的怀念，面容上更有几分得意与骄傲。妈妈讲述了那段时光里温馨的一面。虽然外公一路走来的确不容易，可生活也的确把困难面前永不低头、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外公打造成了一个生活的多面手。外公在大队的手工砖厂干活期间，舅舅、姨姨们和妈妈学习之余也会在砖厂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零碎活，磕瓦、搬砖、装窑、出窑……。休息时，她们还会在外公的带领下，用泥巴做各种造型的小储物罐，每个人都可以各显身手，在罐子外壁上刻上各种花纹，然后一起和砖瓦放进窑里，等待外公烧成成品。当泥土色变成了砖灰色，看着一件件自己亲手做成的陶罐，一种成就感涌上心头——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朴素的生活的艺术。外公还是当地有名的传统酒席厨师，乡里乡亲的办喜事都会请外公主厨。所以在每一个漫长的冬季里，外公都会把秋收时存下的农作物变着花样的做成吃食。把黄豆磨成豆腐，把绿豆做成绿豆淀粉，待来年夏天做绿豆凉粉，把玉米、土豆做成淀粉来制作粉条。所以啊，冬天的早晨，早起上自习的妈妈总会吃到外公盛好的热腾腾的豆腐脑；晚自习归来，能吃到外公早已备好，煨在火炉边的一碗川汤或丸子汤、以及各种面食点心；炎炎烈日时，又有爽口的绿豆凉粉消夏解暑。就这样，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妈妈还说，曾经有那么几年，外公和舅舅们一起琢磨养蜜蜂，买了好多关于养蜂的小册子，每天饭后一家人都会蹲在蜂箱周围，手里拿着小册子，仔细琢磨钻研。这样当春天来临，百花盛开，就能期待着享受那纯正的土蜂蜜了。妈妈兄弟姐妹们从小吃着苦长大，但从未真正觉得苦。虽然处于物质非常匮乏的时期，但在外公的努力下，苦涩中酝酿了甘甜，苦难中更有无尽的乐趣。【13】外公风风雨雨操劳了大半辈子，直至晚年才真正地安定了下来。1991年，大学毕业的三姨在晋城矿务局（已更名为晋城煤业集团）参加了工作，把老家的外公接到了城里居住。肯定是因为那段岁月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吧，外公住在城里也不肯闲下来，总是在小区里、城市附近寻找各种废弃的空闲土地，然后开荒耕种。有时候刚刚平整好，就被管理人员告知此处不能种田，有时候是经过两、三年的耕种，刚有一些收获，总会被路人捎带走一多半。听妈妈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外公在一个大桥底下的河滩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了不少玉米，每天他忙忙乎乎，可秋天也没见什么成效，问及外公，外公一脸淡定道：“夏天下大雨，早被河水冲没了。”外公就这样，不问收成，勤勤恳恳、乐此不疲——是啊，黄土上生长的人，怎么会闲下来只享清福？没有任何目的，外公种地，也许就只是一种老农民本能的习惯，亦或是一种最简单的快乐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外公，思想也有顽固的一面，他认为养老只能是儿子的事情，出嫁了的女儿只是外人，若人老了住在女儿家由闺女来养活自己，是会被别人说道的。所以，2000年妈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外公执意要离开城里回老家住。就这样，外公再次回归了那片黄土。回了乡下老家，外公继续扎根在黄土地上。由于外公原先的田地已经由舅舅耕种了，外公就在村周围、山坡下开垦荒地，经外公开垦的荒地一年比一年好。每过三年，大队便要求外公开垦的荒地充公，说这是规定。外公也从不生气，荒地充公后，就再寻找一块接着开垦。如此往复，又是十余载光阴。年近九十的外公，扛不动那锄头了，终于放下了农活，却依旧倔强地不肯服老。三姨担心外公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就给外公买了一根拐杖。起初外公坚决不要，后来同意用上了，也只是上下台阶时用一用，走平路时，也从不拄着，而是宁愿把拐杖背在身后。外公越来越老了，也越来越念乡。早些年，妈妈和三姨会接外公到城里来过冬，每年暑假，我们会带着外公去大江南北各地旅游。近来，外公却一步也不愿踏出那个小村庄。哪怕是寒冷的冬天，他也只愿意守着那片属于他的黄土地。我空闲时间和妈妈回老家看望外公，每次见面，外公唠叨的最多的就是：“要好好学习，不念书不行啊。”外公还不忘叮嘱：“努力学习，不可一心二用，但也不敢把自己nǒng着（地方方言，过度劳累而累坏身体的意思）了。”话语简单，却字字深长。
就这样，外公依偎在这片刻下了他一生曲折的土地上，每天随意寻一处阳光，找一块墙根边的石头坐下，靠着墙眯着眼，一坐就是半日，看时光似乎慢下来一般从眼前静静地淌过，平静的目光里包容着那蓝天、那黄土地、那老村子、那来来往往新的或旧的人，不起波澜的眼底却有着一抹化不开的深情，望进了岁月深处的黄土大地上。【14】
黄土歌声里黄土坡的故事，黄土岁月里一支黄土的歌。外公唱着黄土的歌，千千万万黄土地上的农民也在祖祖辈辈唱着这样的歌。那黄土坡上走过的人们，歌声里饱含着时代的烙印、苦难的痕迹、勤劳不停的奔波、生活的风风雨雨……那风声，那歌声，那歌声中的深情与执着支撑着他们走过那一代的艰辛与苦难，更将熔铸于中华民族之骨血，指引我们前行，伴我们创造新一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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