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无数次满怀期待地期待，然而却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噩梦。
非典的那年是2003年，我在新乡，那时候我9岁，刚转回牛村小学上三年级，受到SARS影响，学校全部停课。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每天都要量体温，还要做特别详细地记录，体温计很难买到，在我为体温计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我妈听说订《大河报》送保温计，就果断订了报纸，于是我就有了保温计，因为每天都要量几次体温，很多时候记录表上的体温就是学生自己瞎编的，有的同学大概不知道正常体温是多少，编高到38度多，还好最后没出什么问题。
那时候的网络也不发达，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很多学校采取线上课程的方式，全校的老师被分到不同的片区负责一个片区的学生，当时我的负责老师是尙老师，两个冀场的学生以及一些零散其它地方的学生由她负责，每天来给我们布置作业收作业，还会收体温记录表之类的。那时候的日子不算黑暗，甚至觉得不用去学校挺好，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不是和当时的我们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外面世界的变化和痛苦，在乎的只有不学习的自由快乐。
我家在的村子也限制人们的进出，村口有治安队的人看守。我们村当时主要有两个村口，每个村口都用一个很长的很粗的杆子挡着，车没法开进去，人进去也需要量体温和回答一些问题，只觉得村子里气氛比较紧张，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更多的是新奇。
这就是我所有的非典记忆，9岁的时候觉得非典似乎和我一个小孩子关系不到，像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但是慢慢长大以后才逐渐意识到2003年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是一段十分可怕的记忆。
2020年，我在美国亚特兰大，从12月起开始看到一些武汉新型肺炎的报道，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甚至作为每天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女人总是喜欢谈论一些新鲜的事。后来逐渐到了1月，看着每天确诊的人数开始增多，我才开始担忧，直到河南开始确诊第一位病例，我才猛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刚开始大家还像讲段子一样讲着网上那些”向爸爸妈妈说疫情严重性“的搞笑图，两三天以后疫情就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吃饭再谈论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忧心忡忡。截止到今日，全国已经有两万多病例，死亡人数七百多人，是自非典之后全国人民最不忍回首的一年。
我向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家里疫情的情况。以前我爷爷没事的的时候就喜欢去保健品店里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聊天，我故意试探地问他：“听说现在村里封着了，疫情又严重了？”爷爷说：“是啊，进出受到限制，外村的也不让进。“我故意逗他：”那多没意思，哪也去不了，你也没办法去做治疗了，现在国家可是明令禁止聚堆，你是党员可不能不听国家的号召。“我爷爷叹了口气：”是啊，不去不去了，反正初六才开门。”我心里暗暗高兴，终于不去那个骗人的鬼地方了。他接着说：“不过我不趁着人多的时候出去转，我就早上出去。”果然国家再怎么三令五申，老人们还是不听劝，真是让人没有办法，我还是苦口婆心地给我爷爷再次讲了现在疫情的严重性，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容易感染，他才悠悠地说了一句：“是吗？”陷入了沉思，我知道我成功地让他害怕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不然老年人真的不听劝。
我妈作为一个中年人，在疫情下是另一番状态。我问我妈最近还出去吗，我妈也说不出去了，我很好奇她一天天在家干嘛，还没问完我妈就急着说挂了，着急去给柠檬浇水，我还纳闷她怎么想起大冬天种柠檬，她一说我就笑了，原来是在拼多多上，还向我抱怨自己种的特别慢，别人的都快长成了，等着长成了吃柠檬呢。我心想有这时间都能自己在家种好几棵了。事实是她不光种树还养猪，特高兴地想我说自己还在拼多多上养了很多猪，别人老偷自己的饲料，她很不开心，还给别人发消息让别人别再偷了。突然有些想笑，疫情下的普通人倒是挺会给生活找希望和乐子，这样也好，总比每天忧心忡忡的要好，感慨成年人的快乐什么时候这么简单了？拼多多真是一个神奇的软件，在这个特殊的压抑的时期，依然给中老年朋友带来巨大的心理安慰和期待，一个软件能让人们在黑暗中充满希望和牵挂，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除了疫情下中老年朋友自我调节的小插曲，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悲情的感动，我宁愿没有这些因为疫情而带来的感动的故事，只觉得很残忍，这样的故事我不忍心看。依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都在抗击这场可怕的瘟疫，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连孔子学院也不例外，孔院的所有留学中国的项目都被取消，曾去过中国的所有非美国居民被禁止入境，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取消，随之而来的还有来自世界一些国家的歧视，当然国内朋友们的毕业答辩和论文和工作也受到影响，这个世界怎么变得如此令人害怕了。
今天看老舍的《二马》，20世纪的英国人以为中国人吃老鼠，类似这样的“偏见”给中国的形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很多外国学生还会提这样的问题，也给汉语老师们带来巨大的难题，经过漫长的岁月，汉语老师正在感叹终于澄清了。
现在可好，一场因为吃蝙蝠带来的瘟疫又将所有的努力推向原点，汉语老师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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