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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习录》【110】

王阳明《传习录》【110】

作者: 郁萍 | 来源:发表于2017-03-19 08:21 被阅读0次

    2017-03-19 华杉

    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在管理学上,把这引申为不要结果导向,要因果导向。很多公司的管理,所谓KPI,就是结果导向的,似乎结果导向才是“正义”的,这就无法诚意正心,总是拔苗助长,甚至用智自私。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岂邪?心这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欲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欲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上蔡,是谢良佐,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他是河南上蔡人,所以尊称他为上蔡。

    伊川,是程颐的别号。颐字正叔,宅于河南嵩县东北耙耧山下,地处伊川,故称伊川先生。

    后面还有一个濂溪,是濂溪先生周敦颐。

    道通来信说:

    谢良佐曾经问程颐老师:“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有什么事需要思虑的呢?

    程颐回答说:“是有这个道理。不过对于你来说,发这个感慨,还太早了一点。”做学问的工夫,一是“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同时又要有“何思何虑”的境界。这两头结合起来才行。如果没有何思何虑的境界,只晓得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反而会落入拔苗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工夫,恐怕又落入虚无。必须既不滞留于有,也不堕落于无。老师看这样理解对吗?

    谢良佐所问,一是出于《易经》,二是出于《孟子》。

    《易经 系辞》:“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教你别想太多。

    《孟子》讲如何养浩然之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事,张居正解说,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张居正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来源于日日事事不断的积累,要想浩然之气充足,需要怎么做呢?必须从事于集义,靠积累,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一面用功,一面要效果,进修本来是一种志向,这样却变成了谋利的私心。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他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就不要学那拔苗助长的宋人。他担心禾苗不长,就去一棵棵把苗子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赶紧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勿忘勿助,是别忘了时时刻刻下功夫,但是又不要拔苗助长。怎样才能做到勿忘勿助呢,因为必有事焉而勿正,时刻在用功,但并不预期其效验,不纠结怎么还没效果啊?简单说,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在管理学上,叫做不要结果导向,要因果导向。很多公司的管理,所谓KPI,就是结果导向的,似乎结果导向才是“正义”的,这就无法诚意正心,总是拔苗助长,甚至用智自私。

    王阳明回信说:

    你的说法,也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彻底领悟。谢良佐的问题,和程颐的回答,也只是他二人自己的意思,和孔子解《易经》的原旨稍有不同。《易经》上说何思何虑,是讲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却天理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别的思,别的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既然说了殊途,说了百虑,那就不是无思无虑,是千思百虑。

    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思虑的吗?天理本来是寂然不动,本来是一感就通。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复他本来的体用而已,不是以自己的私意去安排思索,那就是为私欲而耍小聪明了。

    “何思何虑”,这是学者要下功夫的地方,是入手处,不是效验,不是后来的境界。只是对于圣人来说,这功夫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学者来说,这功夫是勉然的,是自己勉力去做的。从一开始,就要“何思何虑”。程颐说“发得太早”,意思是谢良佐还没有到达何思何虑的境界,这就已经把何思何虑当效验了,当目的地,而不是当入口了。他既然说“发得太早”,后来也说“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可见他也觉得前面的话,没把意思说清楚。濂溪先生周敦颐,有“主静”之说,也是这个意思。

    今天你这些说法,虽然也有些见识,但未免还是把功夫和本体看成了两件事。

    王阳明这一番宏论,把何思何虑说清楚了。遇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考虑如何处理对自己有利,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用智自私”,是小聪明。如果能无我,能何思何虑,只体认天理,循着天理,只考虑如何达到天理的目的,社会的目的,就是大智慧。

    所以孔子说:“智者无惑,仁者无忧。”无忧无虑无惑,都是因为无我。

    人心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是一个大宇宙,放空自己的私,只循着天理,小宇宙就不和大宇宙博弈了,小宇宙就和大宇宙连通了,就天人合一了,就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了。

    无我,则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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