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做啥子手机的罗永浩，因为说了几句对日好感的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被群起而攻之，被批判为“精日”“汉奸”份子，甚至引动关媒发声教育。
我对罗永浩这人，了解一点，好感不多；对此等大事以我的认知水准实在也看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更没资格论定是非。
但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具有标本意义的，类似事情在此后必然成为常态。我们近一两年所看到的种种，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的开幕式。
我不局限于此事，闲聊并请教几点看法吧。我是非常胆小懦弱之人，随时准备删除、道歉。
1，言论权责的边界在哪里？言行是否需要百分百正确否则不得安生？
70年后期，作家聂绀弩劫后余生，写诗送夏衍，“谁知两语三言事，竟是千秋万岁名”，看似调侃，悲凉满纸。
他经历的那个年代，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说话、行事、乃至内心世界都必须要百分百地在被划定的正确轨道上运行，不能有分寸差池，否则将万炮齐轰，万劫不复。
这是因为，自从五四，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人以以批判人、改造他人的审判者自居，揣度别人“思想”上纲上线然后定罪，成为了我们新的伟大传统。
这是过去中国历史没有的景观。 华夏文明，是一种中道、中庸的文明。中国的文化，务在宽厚，不言人过；中国的乡土社会，培植淳朴，以告讦为大恶，所谓“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
正常公民素养的朋友大概会清楚，爱好日本文化和媚日、精日、汉奸是两回事；正常的社会里，身为国民，是否有喜欢日本文化的权利，又是否有表达这种权利的言论权利，本不应该成为公共议题的。
说真话的倒霉，万劫不复；言不由衷歌功颂德迎合大众的，无灾无难，名利双收。这是一个很浅层的社会现实，但一旦集体化，实际是促使每个人剔去真诚、咬掉信任，丧失良心，这种现实使然，长此以往，实有悖于言论、人际和人伦底线。
昨天谭秦东的道歉声明，我们已经惊悚地看到了这一幕。
2， 民族主义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迎合都将是“政治不正确”？
明眼人一看，即可知道，罗永浩所触犯的，不是简单的“大众情感”的问题，而是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种“民族主义就是一切”的话语观念正在持续不断的发酵中席卷一切思维，正慢慢成长为“一元价值”。
这样的简单的一元价值，实际让所有不迎合的人都成为众矢之的，所有反思的言论都被解读为敌我言论，所有抵触都被上纲上线为负隅顽抗。
坦白地说，因为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多灾多难，几乎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民族主义者。
我是。罗永浩也是。您必然也是。我们生斯长斯，毫不迟疑的爱这个国家，理所当然的希望国民生活幸福美感，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
但是，对于一种眼看着已经趋向狂热的思潮，公民是否可以有疑虑，有审慎，特别是可以不迎合的自由呢？
3，我们还如此热衷于群众运动？是否有必要通过群众运动来作社会控制？
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中说，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可能都是循规蹈矩的良民，但是一但意识到自己成为群体的一员，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驱使他在言行上表现出冲动的、狂暴式的非理性。
20世纪中叶之后，因言获罪或者是“思想批判从严”，最能引起我们群众的兴趣，甚至于表现出一种群众性的极端主义的恐怖来。
这种社会心理，历史学家称之为“累计激进化过程”。所以凡事“上面摆一寸，下面动百米”。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人也都是潜在的思维改造对象。特别是公众人物，无法谈公共言说权力，更没法谈尊严。要说权利和尊严，也只有国家的权力和尊严、民族的权力和尊严。
这样的人们，集体的心态，当然包括我在内，就是有点病态的。大家都见不得别人的好，处处热衷给人制造麻烦，看人笑话，落井下石，踩人一脚最怕落后一步；到处搜索别人的信息，“密切注意斗争新动向”，仿佛活着就是动用、参与到和别人的斗争之中，此外别无嗜好。
罗永浩的事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虽然我对他好感不多。对他的言论也并没赞成之处。
2018，5，18 午前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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