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四川甘孜州和西藏的战斗历程

我父亲在四川甘孜州和西藏的战斗历程

前言

关于父亲的历史，我以前知之甚少。一则他上班时他忙，我上班时我忙，没多少机会聊；二则更主要的是他不愿多说。当他年龄渐老，家庭聚餐小酌的时候我偶尔问问，他会偶尔说说。随着知道的越多，我就越有兴趣，感觉他的人生丰富多彩，夸张一点形容也可以叫波澜壮阔，可以书写成文。但他不肯，我就说，当年平叛剿匪的事已过了五六十年了，早已成了历史，网上也早有很多老将军老战士的回忆文章，我只要实事求是的写，并无不妥，他才勉强同意了。2018年，我工作不忙了，于是找他多次长谈，沿着一些已知的片段小故事挖掘过程和细节 ，还专门购买了几本地方史志和军事史志，结合网上一些资料，整理历史背景，校对几个较大的事件，遂成这篇个人口述史。成稿后又找父亲两次校阅，希望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一个小小的侧面。

2018年5月22日稿件基本完成的时候，偶然看到凤凰网开展“我们家的报国故事”主题征集活动，并看了几篇所征集的故事，对照活动要求，我感觉父亲的故事非常符合主题，决定投稿。我担心篇幅太长，特挑出最有特色的藏北无人区的故事去投稿，取名《我父亲在藏北无人区平叛和开荒》。25日当晚投稿后很快即被采用，挂在凤凰网头版第四排。

故事发表后得到广大网友的欢迎和致敬，让人倍感欣慰。其中有一条评论还对我质朴的写作风格有所赞誉：“首先向艰苦奉献祖国的前辈们致敬。这文章写得好，平铺直叙，没有华丽的词藻更显真实，令人久违的朴实清新愉悦钦佩感油然而生。”这也给了我信心，于是抽时间完善定稿。

2018年5月26日凤凰网的截图

一、参军

我父亲名叫杨常全，1937年12月生于合川县（现在叫合川区）龙市镇，家境贫寒，12岁丧父，16岁丧母，未上过学，在1953年到1956年的乡村扫盲运动中读过两三年的扫盲班，能认些字，但不能写。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合川县在华蓥山脚下的三汇坝开展大炼钢铁。年中，公社组织了100多人参加，我父亲也去了。人们住在当地居民家里，吃饭有食堂，热火朝天，对年青人来说充满着希望。父亲先到煤矿挖煤，后到铁矿挖矿石。年底部队招兵，因适龄应征青年很大部分都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公社派人到三汇坝选人，大炼钢铁指挥部推荐了十几个人回去，其中就有我父亲。回公社后，公社组织训练和学习，共约30人，食宿集中在一个叫学堂院子的村子里。学习，其实就是帮助当地生产队挖田，种麦子，偶尔讲点形势和宣传当兵政策，一共学了20来天。然后就体检和填表。填表大多都是大队书记或大队长等帮着填。第一批走了近二十人，没有我父亲，然后学习班就散了。父亲觉得没有希望了，回家该干嘛就干嘛。第三天，公社传话过来，叫马上去报到。父亲正在和人戽水，听到消息把戽蓬绳索一甩就去了。

公社有人带到龙市区（此时镇已改称区），当晚就住区上，第二天到小沔区。小沔区在涪江边，有码头，交通方便。在小沔区，部队医生进行了身体复检，项目也很简单，基本都过关。然后就换上了军装。这天下午我伯父来到了小沔，手里还拿个棒棒，也是被突然通知来的，简单道了个别，拿了父亲换下的旧衣服就走了。这天晚上，小沔区政府和接兵部队联合召开了欢送大会，人不少，很热闹。第三天坐船出发，五天后到达四川省崇庆县（现在叫崇州市）大王场军事基地。这时已是12月底了。

父亲被编入成都军区步兵第2团2营4连2排6班。这个步兵第2团代号3478，最早叫公安第8师24团。《泸州市军事志》记载：“西南军区公安第24团，1951年3月，由泸县军分区和内江军分区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全团共4个营，16个连，干部战士2466名。团部率第1、2两营驻泸县，第3、4两营驻内江。1952年7月，全团调往川西。”《内江军事志》记载：24团 “1952年1月奉命驻防资中县，团部设县城翠花街福音堂内，任务是协助地方建政，清剿匪特，维护社会治安。10月调茂县、黑水县剿匪。”这两段记录里，调离时间不一致，很可能是下达命令时间是7月，全部离开是10月。黑水剿匪战斗主要发生在7月，部队陆续到达茂县和黑水县后，剿匪战斗结束了，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军事志》中的只言片语里，24团被派去参加成阿公路建设：“参加筑路的部队有公安16团、18团、24团和陆军52医院”等。如今，在理县的米亚罗镇有一座“筑路烈士纪念碑”，专门刻记了1953年7月1日在山体突然大面积垮塌中牺牲的公安24团2营6连的10名烈士。1955年的年中，在成阿公路主体工程结束后，24团从当时的茂县军分区调防绵阳军分区，驻广汉市，9月整编为公安军内卫第65团。1956年初发生“康巴叛乱”后，3月上旬，公安内卫第65团紧急从广汉调往康区，先在东俄洛（新都桥附近）小住休整，然后于16日出发奔赴理塘参加著名的理塘寺战斗。《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记载：“首先以公安内卫第65团、第68团两个连，分别由东俄洛、义敦出发，合围理塘之叛乱武装，解救理塘被围部队及地方干部。”从有关资料看，这一战斗不仅是首战，也是整个康区平叛战斗中单次战斗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其意义重大。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敌人。1957年7月该团又改称成都军区公安内卫第2团。1958年4月至11月，2团参加了著名的康南战役，表现出色，成绩显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以少有的赞扬语气作了描述：“第2团广泛发挥小分队独立作战优势，采取边寻找边打，反复穿插、跟踪寻迹、袭击、伏击、捕捉、搜剿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击毙主要叛首阿旺顶吉，活捉昌托等以下500人。”康南战役结束后，成都军区公安内卫第2团“1958年12月，调防西昌军分区。1959年1月改为成都军区步兵第2团”（《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2团从康区撤出后驻崇庆县大王场军事基地（很大一个军营，可住一个多师的部队）。

新兵到基地后就立即分配到班，由各连自己训练，主要进行队列、投弹、射击等基础训练。全团共三个营，进了大约400个新兵，四连进了大约30个新兵。六班进了3个新兵，全班共9人。补充新兵后，全团共约1800人。

参军是我父亲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米亚罗镇的筑路烈士纪念碑一侧。图片来自于网络。#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四川甘孜州和西藏的战斗历程

二、康巴平叛

全国解放后，1950年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西藏因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暂时没有进行。但改革是大势所趋，在内地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在西藏之外的藏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央则有步骤地领导农牧民开始试点民主改革：“废除封建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牧民土地所有制，废除农奴主高利贷、生杀特权，解放和安置农奴等”。这一政策得到各族人民拥护和赞成，但遭到“三大领主”的抵制，有些地区改革尚未开始，便相继发生了动乱。反动僧俗势力看到先进文明的进入对其黑暗统治形成冲击，便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叛乱肯定得到了国外势力的支持，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中就曾挑选部分藏族人到关岛和本土科罗拉多州建立“康巴游击队营地”，由达赖的长兄当才活佛担任翻译进行训练，随后将受训者空投回藏区作为叛乱骨干。1956年2月25日，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大头人仁真顿珠（时任甘孜州政协副主席、色达县长）等打着“维护民族、宗教”的旗帜，围攻县、乡政府；3月，理塘发生大规模叛乱，随后扩大到全甘孜州21个县。这就是著名的“康巴叛乱”。康巴地区处于汉藏交界地带，有械斗传统，且有部分叛匪骨干受过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川军训练，他们熟悉和适应高原地形，性格凶悍，因此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其残忍。中央被迫平叛，解放军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先后调集34个团共计6.5万兵力在甘孜州等地实施平叛。

整个康巴平叛分两个阶段：从1956年3月的理塘反击开始到1958年10月的康南战役结束为第一阶段。1959年3月拉萨叛乱后，甘孜州的石渠、色达等地再次叛乱，因此，从1959年4月25日开始，到1961年底彻底平息叛乱为第二阶段。

1959年4月2日，2团被再次调入康区平叛。我父亲在崇庆县训练了两三个月后，随部队开拔到康巴平叛前线，坐车走川藏线，第一天住雅安，第二天住泸定，第三天住康定，第四天住康定新都桥、第五天到了指定位置炉霍县，团部就住在这里。第六天，二营按照团部命令开往自己的任务区域，进军中4连突然遭遇到一小股叛匪袭击，二排受命展开战斗，刚一接火，没打几枪叛匪就跑了。部队没有追击，继续赶路。这是父亲参军后的首次战斗。

二营开到色达县的翁达区（现在叫翁达镇）。翁达区地处壤塘县、炉霍县和色达县三县交界处。三营被派去参加4月下旬开始的石渠战斗，一营则跟着团部住炉霍县。

翁达区叛匪不少，二营进驻后陆续派出小分队清剿，但父亲这个排这段时间没有战斗任务。战斗中有牺牲，父亲记得非常清楚的是5连牺牲了一个排长。后来我查阅《甘孜藏族自治州志》，在色达县烈士名录中明确记录了四个在翁达平叛牺牲的3478部队烈士。三个战士，刘满富，巴县人，4月20日牺牲；刘云安，合川县人，尹金清，北川县人，6月9日牺牲；徐国军，江北县人，准尉，5月28日牺牲，估计就是那个排长了。

6月下旬，二营营部带着4连和5连到色达县西青寺一带打了一仗。寺庙在一个山沟里，有数百叛匪盘踞。部队一去，叛匪就撤到附近山上抵抗。两个连从山下往上进攻。他们带了两门60迫击炮，几发炮弹一打过去，叛匪就四处逃散了。毕竟是匪，经不起大场面。但叛匪的排子枪打得还是挺准的，在分头追击的过程中，在一个山垭口的裸露处突然遭到叛匪射击。父亲作为一个新兵，背了一口锅往山下跑，行动稍缓，班长直叫“快点！快点！”。父亲后来说：“子弹就打在脚下，噗噗直响，真的看得到灰尘溅起来。”他跑着跑着，背上的锅松脱了，就拖着跑，跑到一片林子里，班长大喊“捆起！捆起！锅儿跑脱了晚上吃什么！”这时，部队也组织了进攻，叛匪被打跑了。叛匪人多，打散后形成很多小股，部队在追剿中经常吃亏。当天傍晚一排就吃了亏，在林中遇到一股匪徒的袭击，二班牺牲了3个人。二排、三排等支援过去，把土匪打散就已经入夜了。当晚，部队就在西青寺住下，寺庙不小，两个连住在一起。然后就开始找牺牲的战士尸体。营首长指示必须找，不能等第二天，因为一则怕土匪毁尸，二则怕野兽吃尸，要尽全力为牺牲的战友保个全尸。一排吃了亏先休息，二排、三排轮流去找。天空无月，林中漆黑，张口不见牙齿，他们几乎只能用手摸着找，又困又累，找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一个战友的尸体，可能是他们不大清楚战友牺牲的具体位置，后半夜就把二排三排撤下去休息，一排再去找，天快亮时全都找到了。还好，可能一直有人在那一片区域活动，土匪和野兽都不敢近前，三个战友的尸体都完整无缺。这是父亲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战斗。

关于西青寺战斗，父亲对战斗过程记得非常清楚，只是地名和时间略有模糊，比如，对这个寺庙名称，他说好像叫大青寺，时间是6月中下旬。我从《甘孜藏族自治州志》中的烈士名录查看，这个寺庙叫西青寺，时间是6月29日，与父亲的记忆基本相合。州志明确记载这一天的战斗4连牺牲了4个战士：周德富，巴县人；饶德华，巴县人；霍森林，巴县人；邓科文，合川人；6连牺牲了2个战士：李佐才，巴县人；任奇先，峨眉县人。说起这6个人，父亲非常明确的记得周德富。很有可能这是一次火力侦察行动，因为第二天部队就撤到了炉霍县朱倭区休整。《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说：“5、6月份，各团侦察分队对色达叛匪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侦察，以瞭望观察、捕捉俘虏、调查访问、战斗接触等方法，进一步查明了敌情和地形、道路等。”

十几天后，开始围攻色达叛匪。《甘孜藏族自治州志》记载：“根据成都军区平息色达县武装叛乱的指示，分区前指又根据侦察获得的情况，于1959年7月9日至11日，在甘孜县召开作战会议，进一步研究敌情，确定部署。决定二团、十三团、一五四团、骑兵一团、九团三营，在茂县军分区八团、十团各一部兵力和青海省果洛军分区一六五团、骑兵一师的配合下，采取围严堵死、分进合击之战术手段，于1959年7月19日向色达进军。”7月中询，2团从朱倭出发，翻过一座山，过了一个吊桥，就进入色达县，在一个大森林里隐蔽，住树蔸脚，也不生火，只吃点干粮，隐蔽了三四天，然后一天傍晚出发，半夜，各连分头行动，4连走了一个通宵到达指定位置。天刚蒙蒙亮，连部立即架电台与指挥部联系，被命令立即下山。下山后叛匪跑的跑，降的降，已没有什么人了。然后就收缴武器，村庄里，其实所谓的村庄只有一些帐篷，仅剩下少量老弱病残的老百姓。部队挨家挨户的搜，6班收缴了5支枪。几天之后大的行动就结束了。在这次围攻中，2排没有遇到土匪，但整个2团则战果辉煌。《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记载：“2团主力迂回包围，绕到敌方则后出击，3天内歼敌及争取560人，缴枪360支。2团4连一部在吉龙寺地区两次袭击叛匪，歼敌50余人，缴枪50余支。”多年来，4连在平叛战斗中表现都很出色，1排更是出色。连长江启惠比较能干，他经常带着1排作为小分队作战。父亲说：“一排的几个班长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士兵个个都跑得快。”作为步兵，两条腿非常重要。后来在成都军区平叛总结表彰中4连1排还被评为平叛先进排。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记载：“从7月19日至21日，仅3天时间就歼敌和争取1000余人，缴枪支800余支。而后立即调整部署，划区包干展开清剿。并以2团、骑兵第1团各一部迅速向色达东部进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平息了当地叛乱。……色达战役，由于部队兵力集中，动作迅速，战术指挥灵活，使敌来不及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既被击溃歼灭。这次战斗，歼敌及争取3000余人，缴枪1900支，使4000多名群众返回家园。”叛首仁真顿珠在逃窜中遭遇第13团，被击毙。

色达县几乎是全民叛乱，之前以当地藏族头面人物为主组建的政府已彻底解体，需要重新建政，新的县委、县政府等一班人马就跟在2团后面进入色达，大的战斗一结束就开展建政工作。

《甘孜藏族自治州志》记载：“集股之敌被歼后，各部队适时展开清剿。以2团、骑兵1团和色达县工委共同组织招降工作团，随军去河西寺一带开展劝降工作，15天争取17个部落的800余户男女老幼回归。”之后又成立群众工作办公室，抽调部分干部、战士与当地地方干部一起，分片区组成工作组，在色达县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部队主力采用小分队出击、分散守点等方式继续清剿顽匪、残匪。

守点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2排开到一个指定的山沟驻守，没有人烟，全排住在一个大的厚棉帐篷里。守点的这几个月除站岗和巡逻外基本无什么事，偶尔还去挖一挖冬眠的雪猪，打一打山上的野味改善生活。那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前方部队交通也不方便，后勤保障比较困难，部队采取的是国家供应与自己补充保障相结合的原则，打猎是被允许的。《西藏军事志》记录西藏平叛的后勤保障时有一段话就是佐证：“到清剿阶段，部队驻地相对固定后，组织人员就地捕鱼、打猎、挖野菜，改善部队生活。”

守到12月初，2营又撤回到炉霍县，短暂休整后开到新龙县，5连跟随营部住扎宗寺，4连和6连也离得不远，住老百姓的烂房子。经过几个月的历练，父亲已能沉着应对各种战斗场面，当又一批新兵进入部队后就当了战斗小组长，带三个人。

在新龙县，有一股大的土匪还在活动，头目叫四郎旺青，叛乱前是新龙县农牧局局长，也是一个头人，很顽固，很有一点号召力，手下聚集了几十百把人，在石渠、色达叛匪主力被歼后躲进了深山。二营在新龙县的主要任务就是歼灭这股土匪。

1960年3月，团领导进行了调整，团长蔡培修调康定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副团长郭镇江提拔为团长；政委杨宏恩调另一个军分区任副政委，新调来李文昌任政委。

1960年5月父亲被提拔为6班副班长，12月入党。1961年3月老兵退伍。班长李成会，合川县二郎乡人，1955年的兵，被安排退伍。当年参加平叛并超期服役的士兵骨干，国家都安排了正式工作，李成会被安排到西北工业大学工作。之后，父亲代理班长。

这一年多时间，二营就在新龙县驻剿。各连划片，一边深入群众做老百姓的宣传工作，收缴武器，一边派出小分队定向搜剿。小分队出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转，一转就是将近一个月，直接睡树蔸脚是常有的事，1960年和1961年的两个春节我父亲都是在野外睡树蔸脚，非常艰苦危险。这一时期父亲随小分队出去转了好几次，和叛匪有过两次遭遇，但都被叛匪及时发现，一打都跑了，叛匪有马，又熟悉地形，跑得快，没有大的收获，只有帐篷、马匹等少量缴获。但有的小分队有时还是很有收获，积少成多，不断推进。

父亲还讲了一个笑话：小分队在外面跑了好几天，又困又饿，有一天晚上，天很黑，好不容易找到水煮了饭，摩挲着吃了，香得很。都累了，黑古溜秋的又没有水，没洗锅，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锅沿上一圈牛粪。有人骂道：妈的，昨晚吃的粪水水啊！有人补充道：还香得很！于是大家相视大笑。

夏天，休息的时候，战友们三五成群在小河沟捉鱼是最欢乐的时光，水不深，两三斤的鱼成群结队，一捉一个准。

平叛中还有很多其它故事，这里也记一个：1960年下半年，5连一个排长带着一个小分队（加强班）在山上搜剿叛匪，排长牺牲了，班长应自动顶上去，指挥小分队继续搜剿。但这个班长却放弃了职责、放弃了战斗，将各战斗小组收拢作防御待援，后来被军事法院判了刑。

经过各连的不断清剿，层层推进，叛匪只剩下了部分人员，被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区域。1961年4月17日，在一个叫甲各的地方，全营发起了歼灭四郎旺青的战斗。经过大规模围剿，死的死，跑的跑，打到后头只剩下5个人跑出了包围圈。营部决定组织两个小分队进行追剿，我父亲所在的小分队由4连副指导员刘世华带领，另一个小分队由5连一个副指导员带领，分头包抄追剿。叛匪人虽少了，但危险却大了。当时参加叛乱的人很多是被裹胁而去的，有的人甚至连藏刀都没有一把，一打就散了，但越到后头，剩下的就是战斗意志坚定、战斗技能娴熟的骨干分子。小分队在一条河边发现了叛匪踪迹，立即追过去，另一个小分队也过来了，汇合包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打死他们四人，我们也牺牲了副排长，排长负轻伤，5班班长脚踝骨被子弹打爆，受重伤（据说子弹在石头上或头发上磨一阵后再射出遇硬物就会爆炸）。最后一个叛匪骑马跑了。副指导员刘世华命令父亲带一个3人机枪组，还有5连一个副班长带一个3人步枪组，分头跑步追击。追到一个山梁上，叛匪快要翻山了，父亲看到了他，立即组织射手射击，一下就干掉了。步枪组也开了枪。后来总结分析，这个叛匪是被机枪子弹干掉的，团部授予机枪射手卓超其三等功，父亲受营部嘉奖。部队立功受奖还是很公正的，功劳该谁的就是谁的，首功是射手，领队的班长只能靠后。

收兵回来，战场已打扫得差不多了，但最后被打死的叛匪尸体还在山上，需要弄回来，副指导员命令父亲带人去弄，要求保护好尸体，以便群众辨认。找到尸体后，战士们都不愿意弄，父亲只好亲自动手，他把土匪身上的大羊皮袄脱下包住头部、颈部，再用绳子套在颈子上，和战士们一起把土匪尸体拉下了山。

关于这次战斗，4月17日这个时间，父亲记得非常清楚，与《甘孜藏族自治州志》烈士英名录记录的时间完全一致；地点则没有印象了，英名录中说的是甲各，百度地图上没有查到，但有甲格贡玛、甲格呷玛两个地名，这两个地点相距不到两公里，离县城七八十公里，父亲认为应该就在那一片。我按州志记录，使用“甲各”这个地名。对牺牲的副排长名字，父亲记忆是邓国全，州志记录是登国全，后来我查到墓碑还是邓国全。州志记录这天的战斗还牺牲了一个副班长，叫岳世成，父亲则没有什么印象了，估计是其它连队的。在新龙这一年多，州志记录3478部队牺牲的战士共6人，其中4人在之前的一些战斗中牺牲。父亲记得很成清楚，有一个真正的老乡，老家就离四五公里路，名字叫喻显俊，1960年6月29日牺牲，当时就埋在扎宗寺附近。第二年完成任务撤离时，重新挖出来烧了，就用柴火烧，几个卫生兵操作，父亲他们远远的看。骨灰送到炉霍县团部，后来葬于炉霍县烈士陵园。

全歼四郎旺青后，1961年4月底，二营撤回到炉霍县，住虾拉沱区，一边生产，一边学习，一边训练。5月，父亲被提拔为班长，同时参军的老乡杨炳禄提拔为副班长。

色达战役后，股匪已基本被歼灭，到此时，残匪也基本肃清，上级决定2团、3团、154团调西藏军区。2团9月作进藏准备，过了十一就走了。

纵观康区平叛战史，2团作用突出，战果辉煌，是一支平叛的劲旅。

三、调防那曲

1961年9月16日，成都军区步兵第2团调归西藏军区建制，驻防那曲地区。得到命令后，步兵第2团10月上旬出发，中旬到达昌都，在那儿休息了几天，然后，团部率1营和3营先走，据说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县，10月下旬到达那曲地区的索县。2营被临时安排了任务暂留昌都，营部住贡觉县，4连住察雅县香堆区（现在叫香堆镇），父亲所在的2排在察雅县县城附近守卫一个军用粮食仓库。仓库设在一个寺庙里。守了大约三个月，到1962年1月底开拔，有军车来接，走南线，经林芝，到拉萨，再到那曲，二月底到达索县团部，至此全团开到了那曲。稍事休整后，2营移驻索县的军巴区。当时到军巴区没有公路，全营走路过去，没有营房，暂时住老百姓的旧房子。军巴区政府就设在军巴寺。

那曲因那曲河而得名，属藏北，又称后藏。那曲河是怒江的最上游，发源于唐古拉山南麓，因江水深黑，又称黑河，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就把它称为“黑水河”，“那曲”是藏语原音，直译就是“黑水”。因此，那曲地区1950年代称黑河地区，行政机关住黑河县，据说为避免与黑龙江省的黑河县相混淆，同时也尊重藏民族的习惯称呼，1960年改称那曲地区，1965年黑河县改称那曲县。那曲城是西藏重要的城市和军事重镇，195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军区时一并设立了黑河警备区，1959年5月16日改称黑河军分区，1960年改称那曲军分区。

索县地处那曲地区东部，与昌都地区接壤，南面是念青唐古拉山，东北面是唐古拉山的南向延伸山——他念他翁山，两山之间是怒江，川藏公路北线从此路过，地理位置重要。当时54军剿匪主力部队已撤走，那曲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2团进驻索县，西可以拱卫那曲，东可以驰援昌都。

部队到达那曲地区后，1962年2月22日，成都军区步兵第2团改称西藏军区步兵第6团，开始开荒生产，主要种青稞、萝卜等，补充军需的不足。1962年9月22日撤销团的建制，团长郭镇江调那曲军分区任副参谋长，后升任参谋长，政委李文昌，任那曲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调西藏军区住川办事处任副政委。

此时，中印边境紧张，西藏军区正在备战。步兵第6团撤销团的建制，只是撤销了团的机关，便于那曲军分区的统一指挥，兵力并没有减少。作为内卫部队，三个营也作了战斗准备，主要是防备敌人空降。对印自卫反击战很快于11月下旬结束，敌人根本没有能力来空降。

撤销团的建制后，三个营更名，1营改称西藏军区独立13营、2营改称西藏军区独立14营，编制在军区，但日常管理在那曲军分区。3营1962年底调边防，成为边防独立营，其具体位置在哪里，父亲当时只是一个兵，不清楚，但因为3营的教导员杨福来少校是刚从二营副教导员岗位调过去的，大家有所议论，所以知道归日喀则军分区管。

也同样在年底，父亲所在的4连调往那曲，帮助军分区搞营房建设。他们锯木料、用泥土打土砖等，砌成简陋的土房子，搞了三四个月，直到1963年3月到无人区平叛。

四、无人区平叛

在昆仑山、可可西里山以南，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相连处有一片幅员辽阔、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其大部分在藏北，称藏北无人区。藏北无人区面积6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气候干燥，寒冷，空气稀薄，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芜人烟，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该区域当时主要属申扎县，但长期未真正纳入行政管理，解放后逐步有所开发，特别是经过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化开发建设，才逐步聚集了少量人口，1983年设立尼玛县，2012年设立双湖县。现在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成为了探险旅游的好去处。

经过前面几年的清剿，那曲地区的叛匪应该基本全部肃清，但是并不排除极少数仍藏在了大山深处和无人区，解放军和地方公安机关也一直在收集信息和开展侦查、侦捕工作。1963年上半年那曲军分区得到消息，藏北无人区有一股二三十人的叛匪活动，偶尔出来抢粮抢牲畜。分区命令独立14营进剿。因为可能有被裹挟的群众，方针是尽量劝降。1963年3月，营部带领6连移驻无人区南部的申扎县尼玛区。4连也从那曲地区出发到申扎县归建，参加这次平叛。5连继续驻守比如县。

在无人区剿匪，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一线部队基本上是一半执行剿匪任务，一半搞运输保障、驻点服务和休整。总的来说，“补给重于战斗”（《西藏军事志》）。这次剿匪基本上是4连负责一线搜剿，6连负责守点和后勤。因此4连从那曲西进至班戈湖的硼砂厂附近建立前进基地，连部借硼砂厂边上的两间房屋临时办公。硼砂厂代号382，是解放军抽调1500多人于1959年10月组建的，后来和自治区筹委会的化工厂合并，成立西藏化工一厂。班戈湖又叫班戈错，位于无人区的南端，湖面海拔4522米，面积共54平方公里，是举世闻名的硼砂盐湖，在干湖区遍地是硼砂，工人们放炮开采，一个炸药包可以生产4-5吨硼砂。当时大量硼砂出口苏联偿还外债。湖滨、湖滩为平坦的细沙和泥土，生长有低矮、稀疏的茅草，常有野驴、野马、野羊、野牦牛出没。6至9月是雨季，一般温度不超过10℃，最高温度不到20℃，冬天大多时候温度低于负10℃，最冷的时候低于负30℃。

虽然4连负责一线搜剿，但又只有三分之一人员负责直接搜剿，三分之二负责补给、联络和守点等。5月初，以3排为主，带上连部的电台以及卫生员等，共约40人组成战斗小分队，由指导员伍芬富带领深入无人区，在藏族向导和支前民工的帮助下搜索剿匪。2排则在班戈湖西北一百多公里处建立保障基地送粮食。1排跟随连部驻扎。战斗小分队深入无人区深处不久，连部又以6班为主组成了一个小型的战斗小分队，由一个姓马的副连长带领在无人区南部进行辅助搜剿，父亲他们收索了两个多月，没有发现目标，7月中旬回到保障基地。不久，战斗小分队与分区指挥部和营部失去联系。指挥部分析认为不大可能是遭到毁灭性袭击，无人区的小股土匪没有这个战斗力，估计是电台坏了，同时也该送粮了，于是派人送来一部电台，决定由连长赵世现带一个送粮小分队前出寻找并送粮。送粮小分队又是以6班为主，他们首先向战斗小分队失联前所在的无人区核心地带巴毛穷宗区域开进。

保障基地到巴毛穷宗直线距离约400公里。无人区没有公路，不仅不能用车，连马匹也不多，无论是战斗小分队还是送粮小分队，都是徒步行军，牦牛托粮，少量马匹托装备或特殊时使用。十几个战士牵着几匹马走在前面，五六个藏族支前民工赶着近百头牦牛托着粮走在后面，一天走三四十公里路，行动缓慢，正常情况下送粮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月。到宿营地，一些战士搭帐篷，为方便行军仅带有一顶单层的大帐篷，可住大约30人，一些战士分头找野牦牛粪、野马粪或者灌木柴煮饭。主要的燃料是牛粪，火力不大，那时又没有高压锅，饭都是半生不熟。新鲜的蔬菜肯定是没有的，只有少量干菜，豇豆、菠菜、黄花、青菜、萝卜等，还有豆瓣以及黄豆，肉食有一些罐头。走了一天，人困马乏，睡得都很香。夜晚轮流站岗，冷得要命。藏族民工是政府请来的，他们食宿自理，赶牦牛、上下物资，很负责任。送粮小分队走到预定区域后没有发现战斗小分队，于是开始寻找，很多天都没有结果，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决定往回找，认为他们电台坏了、粮食断了应该往回走。于是往回找，几天后就发现了有大队人马路过的痕迹，如燃烧过的牦牛粪堆，还比较新鲜的人畜粪便等，巡着痕迹追了两天后发现人畜粪便更为新鲜，断定战斗小分队就在前面。又追了两天，发现了还有余温的火灰堆，连长就把望远镜交给我父亲，说：“你带3个人骑马去追。”他们骑马奔跑在光秃秃的藏北高山平原上，远远的向一个有点凸起的山岗奔去。一两个小时后，在山岗上，父亲用望远镜瞭望，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对人马牦牛，看不清服装，从规模来看应该是战斗小分队，但也不能大意，土匪也是人马牦牛在流动，于是父亲向天空连续放了几枪，一则告诉后面的小分队，他们发现了目标，二则试探前面的人马，如果他们逃窜则很可能是土匪。枪响过后，他们继续向前，再望，就看清了军装，没错，就是战斗小分队。草原辽阔无边，马也跑不快，看得见也都跑了两三个小时才跑到。其实对方也在瞭望，确认后还派出人来迎接。当他们肉眼可见时就开始不停的挥手、呼喊，到见面时那亲热劲就甭提了。

到了营地，父亲发现，战斗小分队非常狼狈，很多人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形容消瘦、精神萎靡。一些人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怎么才来啊！”原来他们已断粮47天，饿得两眼打旋旋儿，靠打野马、野羊、野牦牛等充饥，或者直接杀自己的牦牛。天天吃这些，有些人开始拉肚子，止不住，真的快不行了，所幸未断盐，都挺过来了。送粮小分队赶着牦牛跟过来已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大家立即分粮，埋锅煮饭。说也奇怪，或许是战士们个个年轻，生命力顽强，几顿有滋有味的饭一吃，战斗小分队就精神了，拉肚子的也不拉了。于是，根据上级指示，战斗小分队继续执行没有完成的任务。

在无人区行军非常辛苦，不仅缺氧乏力，天气也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朗朗晴空，一碧如洗，忽然间就乌云翻滚，随即又下起冰雹来。六月飞雪是常见现象，有时，一天可能是又下雨又下雪又下冰雹，还有可能下好几场。送粮小分队回到基地已是9月中下旬了。

10月底，父亲又独自带领6班送粮，并在巴毛穷宗附近一个湖泊边上建立前线保障点，其实就是部队一个住宿大帐篷，民工几个小帐篷而已。此时，战斗小分队已发现了叛匪踪迹，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有了这个保障点就可以更加及时地送粮。冬天，寒风夹着雨雪冷得要命，马和牦牛都停步不前。还好，部队配备的衣装还不错，有皮大衣、棉裤、毛皮鞋（主要是站岗用，行军还是穿胶鞋，好走），睡觉是先在地上铺一层雨布，然后再铺一层羊皮毡子，和衣而睡，盖毛毯和棉被。有时，晚上风大，帐篷被吹翻过两三次。

12月初，战斗小分队终于找到了这股叛匪和被裹挟的群众，他们没有立即展开战斗，而是派出翻译劝降。经过多次的政策宣传和耐心细致的劝说工作，中旬叛匪放下了武器投降。

完成任务收兵时，正好遇到大雪，荒原上白茫茫无边无际。6班和战斗小分队从无人区深处一同撤回到连部，半个月中走了七八天的雪路。父亲的鞋子有点渗水，两个大脚趾冻坏，到连部时都乌黑了，连部卫生兵没有什么办法，简单包了一下转到那曲军分区后勤部卫生所。坐了三天的车到卫生所，卫生所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观察。有一天，一个卫生兵说：“可能好不了了，要不就锯掉。”父亲不忍，说：“再观察几天。”卫生所的条件比前方营地要好，又没有任务，还可以烤火，慢慢地，脚趾开始变红，又慢慢的有了知觉。就这样，我父亲在卫生所修养了大约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回想起这个事，父亲说：“还好，没有冻到骨头，真冻坏了，只有退伍，命运就不一样了。”

这次行动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没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西藏军区的嘉奖，我父亲被西藏军区记三等功。但部队却是大费周折，同时也是大发慈悲，堪称菩萨行动。

1964年2月伤好回到连部，然后他们那批老兵退伍。副班长杨炳禄退伍，被安排到青海省格尔木市汽车运输队工作。连里留下了我父亲等四个人。4月回乡休假，这是我父亲参军后的首次休假。

五、在部队里成长

1964年6月，我父亲休假归队，然后到那曲军分区教导队学习，学基础军事知识，如班进攻、排进攻、连进攻等基本战术，以及军械基础知识、教育和管理基础知识等，学了2个月。9月，被那曲军分区任命为6连2排少尉排长，提拔为干部，这是其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6连仍然驻申扎县，连部在尼玛区，就是现在的双湖县措折罗玛镇。2排在一个叫拉冲的地方守点。守点主要是守卫军事要冲或敏感地点，以便及时应对形势的变化。拉冲在尼玛区西北方向约200公里处，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措折罗玛镇和荣玛乡两地的正中间，但在地图上没有查到这个地名。这儿几乎没有人烟，但曾有部队住过，有一处临时营房。因为偏远，排里配了一部小电台，有一个译电员，也称机要秘书，是排里最有文化的人。平叛结束后，形势比较平静，守点基本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搞点训练和一般的站岗放哨等勤务。

但我父亲在那儿却收获巨大，向机要秘书学了不少文化。他对自己的学习进步是这样总结的：“当兵后部队继续进行扫盲，闲暇时还办过扫盲班，后来有下放干部到班里锻炼，利用休息时间也帮助没有文化的人扫盲、学习。首先，写信就有了进步，开始是请人写，自己说一句别人写一句，别扭得很，后来就自己写。当排长，单独在一个点，有电台，要经常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写电报，必须自己写，机要秘书只修改错字、错句，自己再审核定稿，交流中提高很大。后来，当指导员时要写总结、写退伍兵的鉴定等，都是必须自己写，不会写或不认识的字去请教，慢慢就进步了。再后来，看文件、写总结、作报告等，就基本不成问题了。”部队是一所大学校，确实是名副其实。

1966年上半年，父亲在拉冲守了一年半的点后提拔为副连长。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西藏也同时开始了人民公社运动，部队大搞开荒生产。5月，父亲带领2排作为先遣队开进文部区开荒。文部区在当惹雍错北岸，即现在的文部乡南村。当惹雍错，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湖面海拔4600米，面积836平方公里，属藏北无人区的南部，新华社记者唐召明的《走遍藏北无人区》说：“当惹雍错湖畔有着‘小江南’的独特气候，这里是整个藏北无人区唯一可以种庄稼的地方”。而由此向东北约100公里的尼玛区，和文部区隔着一座大山，走路要走两三天，部队试种过，种不出庄稼。文部区政府只有七八间土房子，不到十个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6连全连都过来了。随后八九月份，分区一个姓王的副司令还来坐镇了两个月。部队在垦区搭帐篷，搭了六七个大帐篷，颇为壮观，其中有一个电台用，还有一个作饭堂。不像无人区剿匪时要到处流动，为便于搬运只能用薄帐篷，现在比较固定，用的是棉帐篷，住起来还不错。湖周围是山坡和高山，也有一些稍平缓的带厚土的荒地，能够开荒和生产，部队看得起哪儿就开垦哪儿。没有水泵，他们就修水坝引流灌溉。水坝不高，没有水泥，就用泥土填缝，能关点水。种青稞，长势一般，一年能收万把斤，不是很好吃，主要用来喂猪。猪长得不错，一般喂到两三百斤，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杀一头猪，确实改善了生活。莴笋、白菜等带叶的菜种不出来，仅能种点土豆、圆根萝卜等。1967年8月，分区政委冯兵力来垦区视察，住了一夜，炊事员给他做土豆炒皮蛋，被夸奖为新鲜事，赞扬了战士们的艰苦奋斗精神。1968年上半年连部率1排和3排撤回到了尼玛区，2排继续在文部区开荒生产，直到1969年初部队移防。这应该也是无人区初始开发的一部分，开发了大片原始的土地。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真是名不虚传。

这几年，部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生产，但也要兼顾防区任务。6连的任务区主要就是申扎县，会轮流到各区拉链，或派小分队走访。父亲几乎走遍了申扎县所有区乡，什么卓瓦区、甲骨区、邦多区等等。1967年10月，因邦多区社情较为复杂，父亲奉命带了约20人的小分队前去走访，了解情况，宣传政策，给区政府以支援和助威。邦多区在文部区西南部七八十公里处。区委书记姓田，是四川一个援藏干部，以前是一个中学的校长，能说会写，与我父亲很好的相处了两个星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参加平暴

1966年西藏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乎同时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几年前分给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收归集体所有，带来了贫穷，增加了负担，“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了武斗和“破四旧”，冲击了民族团结和民众习俗。这两个运动相互纠缠，造成了社会动乱。1967年5月西藏地区的武斗开始，1969年武斗进入高潮，社会动乱进一步严重，分裂势力借此机会再次纠集“藏独”分子发动了暴乱。1969年3月起，昌都、日喀则、那曲、拉萨市郊县等地区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边坝县一些藏独人士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和口号，他们围攻政府，袭击解放军，残酷杀害人民群众，从而使暴力事件发展成为暴乱。整个暴乱波及西藏71个县中的36个县（网上也有说52个县），其中尼木、比如、边坝和丁青四县最为严重。

面对这样的形势，1969年初，部队停止了生产活动，独立14营进行了新的布防，营部搬回索县，4连驻纪路通（应该就是现在的索县荣布镇），与丁青县接壤，离营部最近，6连驻那曲，5连继续驻比如县。

4月，因指导员唐朝清长期支左不在岗，父亲改任6连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指定主持全连工作。

6月13日，尼木县发生了由赤列曲珍（女，尼姑）、让穷甘登罗布等策动指挥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公开提出“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煽动将穿蓝的（地方干部）和穿黄的（解放军）赶出西藏去。他们围攻、砸抢县、区、乡政府，在帕古区用刀砍、棒打、绳子勒、活剥人皮等残酷手段杀害了22名“支左”解放军官兵以及13名汉藏基层干部，性质极其恶劣残暴，立即遭到了部队的反击，“军区迅速予以平息”（《西藏军事志》），“53师157团3个连的官兵奉命平暴，在师政委李传恩的指挥下，19日打响了首场歼匪战”（网上资料）。

“7月26日，比如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暴乱分子抢夺当地驻军武器弹药计枪支18支、60炮2门、火箭筒2具、手榴弹5000余枚及一批炮弹子弹，打死打伤战士多人。”（《西藏军事志》）“八月一日，又煽动全县八个区、十二个乡的部分群众，向县机关和驻军发起攻击，并向人民政府开炮。机关和驻军被迫开枪还击。”（《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当地驻军县城主要就是5连，离县城十几公里还有6连的一个炮排，翻过一座山还有一个连队。父亲回忆炮排有两个班，一个60炮班，一个火箭筒班，约20人，暴徒所抢60炮和火箭筒就是炮排的，也有部分手榴弹。暴徒在后来以革命的名义连续围攻、围困县机关和驻军达两个月，多次冲击机关和驻军，军队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开枪自卫，阻止暴徒冲击的进一步扩大。大约在9月20日，暴徒还将炮排人员劫持关押在一个寺庙里，直到10月初平暴后暴乱分子逃走了才归队。

这两个事件是1969年西藏暴乱事件中最突出的两个事件，尼木县和比如县因此成为暴乱的重灾区。

九月初，14营营长伍芬富到4连检查指导工作，回营部时，连里准备派一个班护送，伍营长认为来时就只带警卫员一个人，回去也没有必要带一个班，于是就带着警卫员走了。他们骑马走大公路，警卫员配一支步枪，他配了手枪，同时也背了一支步枪，由于路远，当晚路过巴青县雅安区（现在叫雅安镇）并在区政府住宿，第二天在路上遭到了暴徒袭击，警卫员被一枪致命，他被打伤，后被暴徒用石头活活扎死，脸被扎得稀烂。后来得知，他们在进住雅安区政府时被暴徒发现并预谋袭击。《西藏军事志》烈士表中记载：“伍芬富，营长，四川内江人，1969年9月遭伏击牺牲。”

伍芬富牺牲后，父亲奉命带一个排，全副武装到出事地点调查情况，其实他们没有侦办能力，真正的调查侦办工作还是交给地方公安部门，他们去转两圈，主要是向暴乱人员进行警告和示威，当时还没有下令平暴，也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

这段时间，父亲跑营部和四连支援工作多次，期间还奉命率四连一个排到纪路通林场解救了几十个被围困的工人，用两辆解放牌军车将他们拉倒县城交给地方政府。

各地不断有暴乱发生，形势进一步恶化、蔓延，中央对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暴乱的报告作出了批示，《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记载：“‘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9月25日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暴乱的命令。”9月29日先后组建了“五个前线指挥所”（《西藏军事志》）。那曲前线指挥所由那曲军分区的领导人员担任指挥员，因为地域广大，交通、通信不便，指挥部人员分头深入各片区具体指挥军事行动。

比如县7.26事件后，三千多暴徒连续围攻、围困县机关和驻军，形势危急，分区副司令员曾志明带了一个指挥组及一个警卫班进驻比如县，指挥5连自卫和应对变局。因暴徒人多，西藏军区下令平暴后，那曲军分区决定调6连增援。29日一早，6连在分区参谋长郭镇江率领下乘车出发，当晚驻夏曲卡兵站，30日下午5点左右赶到比如县城。此时主要战斗已打完。第二天曾副司令召开连以上干部会通报情况：前两天宣布了平暴命令，枪支重新装好了撞针（担心再次被抢，除部分自卫以外的枪支撞针被藏了起来），配备了弹药，作好了准备。30日早上，很早，暴徒又一次发起大规模攻击，但这一次遭到了部队的坚决打击；部队还没有起床，但炊事员起来了，他首先发现了暴徒蜂拥而来；战士们被喊了起来，门都没来得及出，推开窗子就射击；枪一打响，打死几个后，暴徒就跑的跑，躲的躲；在县城，在部队驻地，有很多菜窖，暴徒就往菜窖里躲，这简直就是瓮中之鳖，在追击逃跑的暴徒之前，为防止后背遭袭，炸掉了一些菜窖，打死了不少暴徒。之后就是发动群众劝降和收缴武器，对小股顽固暴徒进行重点搜剿，协助公安部门对隐藏的暴徒进行侦捕，虽然抓了很多人，但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斗。然后就是对俘降的暴徒进行集训，实际上就是集中看押、学习改造。

1个多月后，6连全连130多人调到聂荣县平暴，主要任务也是搜剿和看押，重点是唐古拉山脚下的查吾拉区和白雄区，偶尔也深入其它区、县搜剿。这一片主要部队就是6连，根据需要，偶尔有4连5连的其它排配合活动，由曾副司令的指挥组指挥。

1970年2月，父亲被正式任命为指导员。形势逐步好转，战斗的风险减少，但1970年7月，父亲在聂荣县白雄区发生了一个惊险的故事。午饭后休息，父亲坐在被子上补衣服，通信员刘四宇坐在旁边檫手枪（平时连队只有一个通讯员，战时连级干部一人配一个临时通讯员）。父亲补好衣服站起来试穿，刚一站起来，突然响了一枪，通讯员擦枪走火了，子弹从父亲两腿的缝隙穿过。好家伙，如果没有站起来，枪口正好对着胸口，几乎必死无疑，真是命不当绝啊。这个故事当时在分区流传甚广。

下半年连长蒋荣和调13营任副营长，此后将近一年没有配连长，父亲就既负责政治工作，又负责军事工作。年底，6连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约在1970年11月中旬，曾副司令安排6连抽调20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到当木江乡搜剿一股暴徒。他们连当时在聂荣县查吾拉区，看管着八九十个俘降人员。此时连队有一个加强排正在外面活动，那曲还有20来个留守人员，剩余人员不多，马匹也不够，岗哨又不能少，抽20个人和马匹很困难，最多只能抽出十余人、马，于是我父亲当面向曾副司令建议派十三人的小分队，曾副司令同意了。小分队由副连长邓新文带队，一个排长，一个班长，九个士兵，一个藏族翻译，共十三人，当天就骑马出发了。第二天邓新文写信汇报，说山那边有情况，他们马上过去。第三天下午6点左右，翻译突然单骑回到连队，屁股受了伤，一瘸一拐来到父亲面前。一看到翻译未等他说话就知道出事了，翻译说：小分队昨晚宿营后遭到袭击，暴徒突然摸进帐篷乱砍，我们开枪后，他们就跑了，我们全部受伤，还死了几个人。父亲看翻译伤得不重，叫卫生兵包扎，并立即带领了几个士兵和2个卫生兵前往，当晚天亮前就赶到了小分队驻地，只见轻伤者放哨，重伤者呻吟。卫生兵检查伤情和包扎伤口，轻伤2人，重伤6人，死亡5人。打死暴徒10人。副连长介绍说：“天气太冷，哨兵烤火，打瞌睡，没有及时发现暴徒。暴徒悉悉索索走拢了，砍死了哨兵，然后进帐篷乱砍，通信员李孝清及时发觉，首先开了枪。我们也立即开枪，打死他们几个后，他们就跑了。我们继续射击，一共打死了他们十个人。”还好，暴徒没有枪，一打就跑了。从后来抓住的暴徒了解到，小分队出发后就被他们发现了，并一直尾随。暴徒共有三四十人，到傍晚看到小分队安营扎寨后就商量打不打，他们觉得小分队人少，能打赢，但也没有把握，他们就跳神，跳神的结果是他们能打赢，于是决定晚上袭营。天黑后，解放军睡了有一阵了，他们就悄悄靠近。他们还是很小心，到了小分队营地附近观察了很久，见哨兵没有什么动静才更进一步靠近，到离营地20多米处又等了很久，大约早晨四五点左右，见哨兵还是没有动静才突然进攻的。

排长本来是头部轻伤，早上觉得血迹糊着眼睛不舒服，就去用冰片化水洗了洗，结果被感染，现在成了重伤，呻吟不断，天气很冷，又没有什么药品，卫生兵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包扎一下，下午就不行了，还没等到支援分队到达就死了。因此，本次被袭共牺牲6人，小分队其余全部受伤，可谓伤亡惨重。通讯员李孝清首先开枪，避免了更大的伤亡，荣立三等功。他的伤也是最轻的，仅有点擦伤。

指挥所得到消息后命令副营长李龙率5连一个加强排增援过来，六连也组织了一个加强排，发动群众收集情报，很快就掌握了这股暴徒的营地，报告指挥所同意后，也组织了一次对暴徒的袭营。清晨，两个加强排在李龙和我父亲的带领下包围了暴徒营地。山间有些许薄雾，能见度不是很好，他们等了一会，视线有所好转，看见有暴徒从帐篷里出来，已能准确射击了，于是攻击，战士们复仇的子弹射向了敌人。十分钟不到就全歼了这股暴徒。

虽然消灭了这股暴徒，但袭营事件造成了十几人的伤亡，很可能是整个平暴战斗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是一个重大失利，父亲向指挥所写了报告。开始有人觉得这是指挥失误，要处分父亲，但他们报告曾副司令后，曾副司令为父亲说了话：“派十三个人的小分队，不是他的责任，这是我同意了的；被袭营后他处置及时、妥当，后来又及时把这股暴徒消灭了。”于是处分的事没有人再提，反而在袭营事件的通报中还有表扬之词。受伤的副连长邓新文几个月后也被提拔为连长。遇到一个敢于担当的领导真是人生的幸运。现在来看，说实话，我父亲没有什么责任，但小分队现场管理还是麻痹了、轻敌了，是有些责任的。

曾志明副司令员来自54军134师，有着传奇的英雄经历，当时分区部队流传着电影《英雄虎胆》里的曾泰就是他的故事，他也承认有一些是他的故事。网上有资料说曾泰的原型是林泰，应该也是对的，艺术形象的原型来自多人很正常。

1971年1月父亲休假，6月归队。形势更加好转，部队陆续撤到了县城。年底平暴结束，收兵时，聂荣县政府在政府礼堂组织了一场欢送6连归队的大会，父亲代表连队讲了话。

6连撤到索县，住在离营部不远的地方，此时部队已修好了营房，驻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1972年5月，父亲提任独立14营副政委（那时，他们那儿的独立营不称教导员而称政委）。这一时期，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生产。

关于1969年西藏的暴乱问题，在定性上后来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那只是武斗而不是暴乱，即使有极少数人暴乱，也被解放军扩大化了。但我从父亲的经历中判断，暴乱是实实在在的。只是这次暴乱不同于1959年的叛乱，暴乱人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领导体系，达赖集团还没有能力和机会渗透进来，还没有形成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他们的暴乱行动是分散的原始的暴动。当时的平暴，对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暴乱人员进行镇压，个别战斗确实是残酷的，但只要是战斗就都是残酷的，对双方都是如此。从其它资料看，有些非重点暴乱县抓的人也有点多，可能存在扩大化现象。无论是扩大化了还是残酷了，但部分藏人反抗政府、推翻政府、驱逐汉人的目的是明确的。因此当时很多人也称这次暴乱为叛乱。因为有1959年的叛乱在先，因此又称再叛。其实叛乱和暴乱区别并不是很大，叛乱是内外勾结，武装反抗脱离现政权，暴乱是独自武装反抗推翻现政权。对本次事件，部分藏人并非不想依靠外部力量，而是没有依靠到。

七、会战530工程

西藏最大的特点是交通运输极不方便，因此，各朝各代对西藏的控制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宽松。新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刚开始也是如此。1959年平叛后经过多年筹建，于1965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政府运作、军队驻守等每年需要的大量燃料油，全靠汽车运输，而汽车本身在路途所耗费的油料就占到30％左右，非常不划算。197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后来简称格拉输油管线。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就修建该管线作出批示：“拟先定第一期工程，请计委列入计划，今年勘查，明年施工，后年建成。”因此，这个输油管线工程就以周恩来批示的日期，定名为“530”工程。

格拉输油管线总长1080公里，穿越长江源头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等108处河流，翻越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申克里公山等9座大山，有900多公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严寒地区，最高处达5200米，年输送能力25万吨，为青藏公路沿线加油站和拉萨供油，军地两用。原计划修建地面输油管道，后根据需要又改建于地下，难度和工期明显加大。“工程由总后勤部组织指挥修建，西藏军区派出部队参加施工。1973年3月，施工部队及那曲地区的两个民兵连进入工地，担负全线管沟工程的开挖和回填任务。”（《西藏军事志》）

西藏军区部队主要有52师的154团和工兵营、步兵33团第二营、那曲军分区独立14营等。那曲军分区部队由独立13营1连、独立14营4连和6连，还有两个民兵连组成，业务上统归独立14营领导，而整个西藏军区参加工程建设的部队业务上又都归154团领导。经过艰苦奋战，克服重重困难，1976年11月初完成了第一期工程，11月18日在拉萨举行了通油庆功和剪彩仪式，1977年10月全部工程完工。建设者们谱写了世界管道建设史上壮丽的诗篇。

154团等部队从格尔木动工，沿青藏公路向唐古拉山（安多县）方向施工；14营从小唐古拉山（安多县）开始沿青藏公路向拉萨方向施工。人员基本上以连为单位，分布在工程沿线流动施工，战线很长。营部先和6连一起住在安多县一个山沟里，后随进度不断移动。

同时，14营在索县驻地设置了十来个人的留守处，由我父亲负责，领导4连、6连少量留守人员守卫营房和组织生产，以及对仍然驻守比如县的5连进行日常管理。

1974年9月西藏军区组织师团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又叫快训班），父亲被选拔参加学习，全班30来个人，学了三个月，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批判林彪反党叛国罪行。

学习班在拉萨开办，学习期间还有一个小花絮。学习班班长边防五团副团长出去裹了一个女人，被发现后开了他三天的批斗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74年12月学成归队后，老兵退伍，父亲先送渠县老兵到渠县民政局，然后休假。

1975年6月休假归队后，营留守处交分区直接管理，我父亲也到工地参加输油管线建设。此时营部驻当雄机场。不久营长陈玉平调索县武装部任副部长，年底新调来徐汇明任营长。徐汇明是与父亲同时参军的合川渭溪镇人，参军后在团部当警卫员，来之前是那曲军分区作训科参谋。徐汇明有一个小传奇故事，当年当警卫员时，在康藏剿匪，一次随团长到新龙县5连所在地检查工作，闲暇时邀约一人上山打猎，途中遇到了一股隐藏的土匪，他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打伤了一个土匪，战斗中五连听到连续的枪声而增援，活捉了这股土匪，徐因此荣立三等功。

1976年初，1连连长擅自炸鱼，一个雷管在水中爆炸，鱼翻起来，他只顾去看翻起来的鱼，高兴得忘了手中正点燃的第二个雷管。第二个雷管很快爆炸，把他自己炸了个稀巴烂，肠肠肚肚都炸飞了，当场死亡。营长徐汇明因此被批评管理不善。这时，徐汇明正因家庭负担重闹复员（复员有好几千元复员费），无心工作。同时，1976年二三月间营政委汤洪模转业。分区就指定我父亲全面负责14营的工作。后来徐汇明的复员申请被批准，他回到家乡暂时缓解了困难，但不久就后悔了，然而也已无法挽回。

部队施工工具简陋，战线长，任务繁重，天寒地冻，住帐篷，露天吃饭，所有工作和生活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辛苦”，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非常辛苦”。父亲在工地一年多时间，主要工作就是分配任务、指挥重点难点施工、检查进度、监督安全施工、协调后勤保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

最壮观的施工场面是穿越当雄河。1976年春节前，天下着雪，父亲带6连负责穿越施工，河宽近100米。首先是导流和截流，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截流不干，始终有小水。154团参谋长带来工兵一同施工，负责爆破和管道预制。河道两边先挖好了沟，预制的管道远远超过河道宽，有两三百米长，等河道爆破成管沟后整体放入。6连在管沟位置上等距离挖洞，工兵用塑料袋包好炸药埋入，人退后500米以外，爆炸时，水与泥沙一字形高高冲起，场面颇为壮观。爆破后，河道上一条两米宽的管沟就出来了。随后就是紧张的施工场面，6连部分人员快速冲进管沟在积水之前铲平沟底，另一部分人则快速抬着预制好的两三百米长管道放入沟中，工兵又马上用推土机回填推平。

父亲与154团政委李维谋在1974年底的师团职后备干部培训班一同学习过，是“老同学”，工作很好协调，各项工作总体开展得很顺利。1976年9月底部队挖管沟完工时，在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154团团部驻地，所有参建营以上干部聚餐，畅饮一夜，次日启程归建。

格拉输油管线通油之后，对西藏的边防战备、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发挥着巨大作用，该输油管线至今仍在运行，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长距离成品油输送管线，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长距离成品油输送管线，为世界屋脊的西藏注入了蓬勃生机。

八、肩负重任

1975年到1976年间全军进行第五次大裁军，部队精简整编，那曲军分区所在的两个独立营撤销，整编成5个建制连，归那曲军分区直接管理。父亲完成输油管线工程归建后，独立14营没有了，分区先叫去新整编的驻比如县的第一连代理指导员，代理了大约一个月，11月初，在比如县执行拉练任务途中收到电报回分区，被任命为西藏军区新兵师第三独立营营长兼教导员，率队回川接兵。三营接兵人员共30余人，在成都，父亲组织他们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接兵政策学习，然后各连人员奔赴各自的接兵点。一连、二连是那曲军分区的，三连是通信团的。兵源分别指定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和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威宁县和赫章县。安排好工作后，父亲回老家呆了两三天，然后就去检查工作，先赴威宁，再赴荣县。在接兵部下的笑闹请求中，父亲在荣县县城一家酒店私人掏腰包请接兵人员和部分新兵吃饭，十几人用了100元，东西多，没有吃完。到荣县正紫区，区政府请他吃饭，他只带了几个人，结果办了四五桌。看来借机大吃大喝的风气历来都有。

转了一圈后，父亲回到成都新兵营驻地作训练和后勤准备（请炊事员、搭棚砌灶、领锅碗瓢盆等）。大约12月下旬，3个连的新兵来到营区，集中训练了3个月。1977年3月中询，通信团的那个连坐汽车直接从川藏公路归队，父亲带那曲军分区的两个连坐火车走北线，先到宝鸡，过兰州，再到西宁，然后坐汽车到那曲。

带新兵归队后，1977年4月，又到休假时间，分区政委叶治平叫先休假，工作岗位再定。休假中，大约8月中旬，接到分区政治部电报，说已被任命为西藏军区独立通信营教导员，而父亲此时不知该营具体在何处。12月上旬回到那曲军分区办理介绍信等手续，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都不在家，副司令员李红嘉请他到分区小灶吃饭，然后为他放了一场电影，算作送行，放电影前还专门写了欢送幻灯片，搞得比较热闹。第二天，分区派车送到拉萨，然后到通信营就任。此时已是1978年元旦了。

按正常情况，那曲军分区没有了团、营级单位，父亲被留了下来，应该到分区机关或县武装部工作，最后却到了通信营，实属意外。1977年四五月份驻西藏林芝县的西藏军区独立通信团改编成西藏军区独立通讯营。该团早期叫成都军区通信14团，六十年代末改称成都军区通信二团，不久又改称西藏军区独立通信团。改编结束时，工作组准备离开，营部组织看电影欢送。就在这天晚上教导员季方圆的老婆在家中菜地被人杀死，开始以为是土匪暗杀，但侦查怎么也没有迹象，后来得知季方圆看电影时中途离开了半个小时，怀疑是他所为，于是审讯，果然是他回家杀死了自己的老婆。季方圆是原通信团二营教导员，在整编成立独立通信营时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个案子对通信营的工作影响甚大，整编工作组推迟了一段时间才离开。侦办搞了好几个月。案子查清楚后季方圆被逮捕、枪毙。因此，通信营需要配备得力的新教导员，原通信团的其他干部已转业走了，于是就从整个西藏军区内海选，正好我父亲还没安排岗位，就选中了。很巧的是，去年接新兵时，通信团的新兵连就编在父亲的新兵营里，这或许也是天意。

西藏军区独立通信营与原来那曲的独立营有所不同，通信营是野战部队，不受所在地军分区管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特殊，营部设有行政、政治和后勤三个办公室，算是有一个小机关，基本就是一个团的架势。一般来说，只有团以上单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机关，营是没有机关的。全营有无线连2个、架设连2个、有线连1个、接力连1个、汽车连1个、教导队1个、卫生队1个，共9个连级单位。1981年年中又扩编成西藏军区独立通信团，不设营，团直接管理连，代号56210部队。

该团是当时西藏唯一的野战通信部队，平时都担负着战备执勤任务，要能及时与指挥机关，包括西藏军区、成都军区、总参谋部联系得上，要能及时与区内野战部队、边防部队联系得上，战时担任西藏军区临时组建的前线指挥部通信枢纽任务，及时与上下左右前方后方实现无障碍通信。因此，任务特殊、地位重要，部队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室内练兵、野外拉链、通信实战化演习等等，每年还有实际的架线任务。因为随时都有任务，一般都不参加地方的支援活动，并形成了习惯，地方有什么抢险救灾任务都不通知他们，他们就是一心搞战备和训练。部队还有一项任务，因为有一个教导队，具备业务技术优势，不仅为自己培训业务骨干，还要为整个西藏军区培训无线通信业务骨干。

父亲在通信营任教导员、党委书记，扩编成团后，又任政委、党委书记，直到1983年10月确定转业，一直干了六年。这六年是父亲责任最重的六年，也是最安稳的六年。

后记

1987年初，父亲在离开西藏两三年后突然收到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在1985年9月成立20周年之际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他长期守卫边疆和建设西藏做出的贡献。因为转业，证书的邮寄经过了一年多时间，辗转曲折，但没有遗失，也算幸运。这是他的无上光荣和自豪，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证书至今保存完好。

在部队的教育和锻炼下，父亲行事认真，坚持原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大家共同完成任务，再加上忠诚老实，忠厚踏实的性格，到地方后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生活乐观，身体硬朗，退休后坚持户外运动和做家务，现在80多岁了还经常外出钓鱼，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四川甘孜州和西藏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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