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超大城市（城区总人口超过1000万人）和国家中心城市，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商业、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枢纽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中国三大“内河航运中心”（上海、武漢、重慶）之一，也是中国客运量最大的铁路枢纽和航空、公路枢纽之一。
一、唐时
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期间，武汉经济文化逐步繁荣，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其中，位于武昌长江之滨黄鹄山巅的黄鹤楼被崔颢、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等无数唐代乃至后代著名诗人吟诗颂赞，一时之间，使武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其中，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黄鹤楼名扬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汉从此拥有了“江城”的别称。
二、明代中后期
武汉的汉口崛起。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被世人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中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得两江交汇之利的汉口，更是当时中国腹地最大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基地，可谓“货旺连三江，物丰贯四海”，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
三、清中后期
汉口经济发达，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国际大都市，繁荣程度位居亚洲前列，故在当时被美国称为“东方芝加哥”，而武漢也繼承這一美稱。
“从经济上看，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不只是湖北省各地，还有方圆几百里周边省份的民族商人都汇聚在此，武汉因此发展成为重要商都。那是中国中部外国商人和中国买主之间的盛会，一个美妙的商业中心，一个中国的国际都市。”
1858年，天津条约开放汉口，汉口开始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的转型。此后，汉口先后开辟英、俄、法、德和日五国租界，40余个欧美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外国各路商人先后来汉通商，从此武汉的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呈现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随着汉口在商贸更趋国际化，大批外商在此兴修码头，设立银行，成立公司，极大提升汉口的国际辐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汉开办的经营土洋货销售、金融、航运、房地产的洋行剧增。就具体的实业经济而言，制茶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工业，出口占全国6成。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使汉阳造成为闻名东亚的品牌，进一步刺激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原有以商贸金融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基础上拓展为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他主持修建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中国的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他还兴办西式现代教育，创建“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武汉成为中国的教育文化重镇。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最大经济、交通中心之一的汉口，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推动汉口等中国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四、民國時期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在这里，中華民國诞生于此。1927年，北伐中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三镇合并为京兆区（首都），并将其设为中国的第一个直辖市。同年二月，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迁到武汉，中國共產黨中央也随之来汉，使其短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内迁伊始曾将武汉定为临时陪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焦点城市。
不过战争结束了武汉的黄金时代。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五、建国伊始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1954年6月以前，武汉市是中央直辖市，并且是中南大行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共设立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武汉由“工商金融和近代工业中心”迅速的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地。到1956年，公有制经济在武汉取得统治地位。“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也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全國三大工業中心、三大交通商業中心、三大教育中心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4年，毛泽东曾48次下榻武汉东湖宾馆并主持国家政务，使武汉成为他自1949年以后除了中南海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使武汉成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政治中心。
六、改革开放
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七、中部塌陷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年间，由于国家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部、湖北和武汉成为“政策洼地”被不断边缘化。同时，武汉还是一个“重税区域”，自身结余极为有限，严重影响武汉城市建设。至此，武汉逐渐被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抛在身后。此外，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省内武汉“一城独大”的现状，提出“削峰填谷”政策，即平抑武汉的发展并将行政资源全部用于发展湖北其他城市，造成武汉经济进一步下滑。
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义乌市场，销售额仅是汉正街的45%，而在20年后，义乌市场销售额已是汉正街的3倍。
而它的兴衰正是武汉变迁的缩影和写照。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到2003年，从城市综合竞争力来看，武汉市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本可以依托汉正街的前店后厂发展武汉服装制造业，可武汉人因小而不为，结果汉正街有了前店而没了后厂，汉正街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风光不再，汉正街文化由此败落。
武汉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排在京、沪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汉的高科技产业却较少享受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的阳光雨露。当北大系、清华系、中科系高科技企业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时候，武汉高校的科技产业化之路却如蜗牛一般爬行，名扬天下的武汉大学也没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汉邮科院和长飞公司为龙头的光电子与通讯产业虽然技术力量在全国处于一流，却因起步晚，而落在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设备商的后头，未能成为龙头老大。
武汉基本上没有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外商投资的目光较少瞄准武汉，在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武汉却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全球500强企业仅有30余家小规模进入武汉。
武汉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却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推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武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始终在等政策要资金，完全未能利用资本市场的“四两之力”拔动产业发展的“千钧之鼎”。二十年来武汉基本处于贫血状态，走得跌跌撞撞。
发展战略非均衡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剪影。
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被认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二批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开放，给武汉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十几年。”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八、中部突围
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武汉的区位及科教优势被重新认定。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确立武汉市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2008年前后开始，湖北及武汉两级政府抓住国家经济环境变化的大势，全市经济大幅增长，并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和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极少数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次于深圳等极少数城市，城市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二，创业环境在中国大陆排名前十强。
武汉初步改变传统印象中“重工业基地”的形象，变成一座新型经济城市。武汉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显著改善，对外来人口的吸附作用日渐增强，特别是备受年轻人青睐，年轻人口净增率现仅次于深圳排名全国第二，是近年来全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城市活力排名全球第七。
2016年8月，中央正式批复同意武汉设立“自由贸易区”，武汉自贸区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2016年9月，中央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武汉被列为超大城市，提出发挥武汉核心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2017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指出，武汉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九、当今之武汉
武汉市具备以下比较优势：第一，成本优势。武汉地处中部，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武汉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基础。武汉城市圈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基础，尤其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实力较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第三，资源禀赋。武汉城市圈内及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一方面武汉水资源以及水电量排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临近省份的煤炭、有色金属资源也十分充裕，供给方便。同时，武汉城市圈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科教中心和智力密集区，人才储备量和科研能力占据绝对优势。第四，区位优势。武汉城市圈的区位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中转性”和“过渡性”，在国家的整个区域经济中起着重要的过渡和对接作用。同时，武汉城市圈还处于几个城市圈连线的交点上。在 “十字中心”的位置使武汉城市圈具有显著的市场辐射力。第五，市场空间。武汉城市圈所居于的长江中游地区人口众多，交通便捷，物流通畅，可开发的市场空间不可限量。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现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武汉正在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升级、集群发展。重点发展钢铁、汽车及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环保、烟草及食品、家电、纺织服装、医药、造纸及包装印刷十大主导产业。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重点发展钢铁化工及环保产业聚集区、汽车及机电产业聚集区、光电子及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食品工业聚集区、都市工业聚集区。一批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以及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武汉制造”知名品牌正在涌现。此外，武漢擁有中國中部第一個永不落幕的工業城鎮之稱。武漢雖地處內陸，但依托長江成为中國造船重鎮之一，中國海軍潛艇及护卫舰有很多都是在武漢的武昌造船厂建造。
依托武汉密集的高校资源优势和光谷国家级自主创业示范区、中国（湖北）自贸区，目前英特尔、微软、腾讯、阿里巴巴、搜狐、爱立信、华为、中兴、联想、摩托罗拉、新思科技、思科、甲骨文、施耐德、惠普、西门子、飞利浦、Uber、强生、辉瑞制药、拜耳、圣戈班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汉建立了基地或研发中心。武汉著名的企业还有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东风雪铁龙、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东风雷诺，科技信息产业有：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凡谷电子、普天通信、富士康、联发科、冠捷、楚天激光等；生物医药：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等；工业企业：武汉钢铁集团、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整理自网络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