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64)
六十四、湖广会馆
李尚迪(公元1803-1865年)是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的后裔,本人的地位并不高,官职不过是九品通事,担当朝鲜王朝燕行使的译官,分别从朝鲜纯祖二十九年(公元1829年)到高宗元年(公元1864年)十二次来华,结交了大批清朝文武官员,人脉极广;而且是个文人,能诗善画,所以在京城也有些名气,不少国人说他容仪飘隽,其气春温,其神秋清,文采风流,令人心醉。还说他以簪缨世胄,养才以待时,积学以砺俗。反正印象不错。
李尚迪在中国结识的各类人士有近百人之多,其中就有顾嘉蘅。两个人都是文人出身,又经常在一些京城的官场组织的公开外交场合碰面,加上同样知书能诗,书法不错,还能画上几笔,再加上兴趣相投,就有些惺惺惜惺惺了。那天顾嘉蘅奉命接待这位来自朝鲜的通事,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决定去湖广会馆看京剧,因为那里正在演出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生殿》。虽然禁止官员看戏仍是戒条之一,可是陪外宾观赏就另当别论。
李尚迪还带着他的一位中国好友张曜孙(公元1807-1862年),那个来自江苏武进书香门第、后来当过武昌知县、也写过《续红楼梦》二十回的年轻人当时是一名举子,趁着过年上京给通过各种关系认识的各位大人们送冰炭,也好给自己图个进步。之所以才待在京城不走、又跟着李尚迪一起来凑热闹。顾嘉蘅心里像明镜似的,虽然自己官职不高,影响力也不大,可字写得好,为人也谦逊,加上会办事,无论在内阁大臣和六部长官那里口碑都不错,张曜孙跟着来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他与一些高官搭上关系。
我国民间每逢节庆庙会,或是娶亲嫁女的时候,都少不了有戏班凑热闹。清代的时候包括宜昌在内的几乎所有佛寺、关帝庙、祠堂等公众场所往往都有戏台,戏台前面用纸糊篾扎做成高台楼阁之状,摆上桌椅板凳供吹笳弄笛之人用;中间以红碧绣帐而分,里面就是类似今天的后台;戏台前面与左右空地便是观众的空间。这种没有围墙的戏剧演出多与城镇乡村的节庆有关,而且不收费,所以观众中那些平日里难得出门的女人居多。
那个时候民间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每到有看戏的机会总是人们蜂拥而来。有史料这样描叙:“观者(女人)皆粧盛晞乘车而来,驻车于棚(戏台)下,仍乘车观玩,容止极其娴雅。所驾骡牛皆卸却嚼勒,放散于山隈苇草间任其饱吃,以至罢归,各自牵致。人无杂还扰攘之弊,马无横迭换绪之患。其他观玩之人,或立或坐、棚上棚下、如堵如海。”
不过既然是在京城,又是国礼款待,就是看戏也自然要去顾嘉蘅最熟悉的湖广会馆。那座建造于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的湖广会馆位于虎坊路3号,在中国文史上颇有名气。湖广会馆的原址就是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嘉庆年间由长沙籍在京官员集资修成会馆,后来,又被后人称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刚戴上二品顶戴的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主持重修,确立了湖广会馆的整体格局。
清末民初的上个世纪初,湖广会馆曾经名噪一时,当时的梨园名角谭鑫培、陈德霖、余叔岩、梅兰芳等都在会馆的戏台上登台演出过;如今湖广会馆依然存在,集戏楼、酒楼、茶楼、戏曲博物馆于一体,是京城最大的、目前仍在运营中的百年老会馆。在网上热传的“京城四大凶宅”中,湖广会馆位列其首,因其“闹鬼”之说由来已久,细细说来也是一部玄幻故事。
不过,六品的翰林院编修顾嘉蘅带着九品的朝鲜贡使通事李尚迪和他的中国朋友张曜孙到湖广会馆看戏的时候,那座会馆还没有重修,只是那座宏大的大戏楼已经存在,分上下两层,楼下是看池,楼上是由看楼环拱的十二个包厢,看池包厢中均摆放着桌椅板凳和日用家具,供看戏的观众在这里品茗赏戏。不同的是,楼上的是黄杨木的八仙桌,红木的太师椅,而楼下就是一般的硬木方桌、条椅而已,也分出个三六九等。
既然是奉命接待,顾嘉蘅和他的客人当然要坐楼上的包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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