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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是血淋淋的教训。对此，我无力反驳却也无法苟同。因为，历史每天都在上演，每天都在重演。在我看来，历史更像是人性的放大。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像一幕幕戏剧，登上历史的舞台。
人性是复杂的，这无可争议。人性也反映在方方面面，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一点头，可能都是它的映射，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后人看得到的历史的。史料，势必是大事件的堆砌，是大人物的事迹。历史，是曲折复杂、波澜壮阔的，琐碎小事有小品文记叙，史书上不记这些。所以我说，历史是人性的放大，道理就在此处。
最为典型的是编年体通史，哪年哪月哪日，某人于某地做了某事。粗糙一点说，就是一张大事年表，甚至客观公正到不掺杂一丝感情色彩，因为古人认为，是非对错应由后人自行评判。一开始的史书，都是一点都不夹带私货的。
到了司马迁的《史记》，情况稍有些不同了。《史记》是首次采用了纪传体的史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讲述历史，人物与人物的故事相互勾连，搭建起相对完整的历史故事。由于是人物传记，选择主人公的哪些事迹就显得尤为重要，即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但是其中被选入的事件势必有所侧重，侧重于反映主人公的某一个特质。这样一来，作者的立场就隐藏在了一个个事件中。我们读到的，是司马迁希望我们读到的；我们读不到的，同样是司马迁刻意隐藏的。更有趣的是其中采用的“春秋笔法”，用细细雕琢的隐晦的字，表达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也是在向读者灌输当时的价值观。
再往后的《资治通鉴》就更不用说了，用历史告诫后世帝王如何治国安邦，司马光的思想明晃晃地就摆在那儿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可以看见，史书的变革在于是否加入作者的态度。当然，其中无法排出司马迁自身的因素，毕竟他那样的痛苦经历如果激发人心底的怨恨也无可厚非。不过，我更倾向于，司马迁做出这样的变革，是因为他明白了史书的真正意义，史书的目的，第一个是记录历史，第二个显然是用历史告诫后人。既然要告诫，如果只放个事件在书里让后人自己品，这样有什么用，万一后世人不开窍，品咂不出来呢？还不如做好事做到底，直接把道理讲明白了，省时省力，还省的祖宗们操心。
有时候看史书，里面的故事就像是大浪里淘出来的沙子，沧海一粟。我们都明白，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们记录了什么样的大事我们就看到什么样的大事，他们费尽心力挖掘失败者的不忠不义不良之举，那我们也只能看到那些并引以为戒。他们在放大人性的丑恶或者善良，我们作为后人欣然接受。
所幸，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积淀是深厚的，先人的告诫在当今也依然适用，史书的光辉也永远不会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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