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无疑是揭开答案的线索之一。
毛泽东、蒋介石都认为：曾国藩为人行事“足为吾人之师资”。
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慈禧评其为：古往今来最完美的一个人。
1.“立德”：品德修为的境界。
曾国藩的一生是追求成为圣贤（道德完美的人）的一生。
他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他看来，人生只有两种境界：要么是圣贤，要么是畜生，没有中间的余地，没有妥协的空间。
这种成圣成贤的理念，构成了他一生追求卓越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他一生历经挫折、打击与苦难，但是他始终不曾放弃，凭借的就是要做圣贤的志向。
中国古人十分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把自己先管理好，才有能力打造和领导管理队伍。
立德的修养，使曾国藩有了远非常人所及的眼光、胸怀、气度、格局和境界，这是成就他事业的基础。
仅仅立德是不够的。很多人品德好，但却是书呆子，做不成事。所以还要“立功”。
2.“立功”：建功立业，把事情给做成。
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凭一己之力组建一支湘军（地方武装）平掉了中国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文人，打造和带领着一支体制之外的临时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完成不了的事业。
（1）他怎么做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凝聚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抓住了哪些最基本的成功要素？湘军是怎样炼成的？
（2）为什么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领导力艺术的核心，其实就是用人的艺术。他是怎么识人、育人、留人以及用人的？
（3）他最多就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他要想成事，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与朝廷、与同僚、与下属…）这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在这方面，他究竟表现出怎样的智慧？
3.“立言”（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曾国藩：
（1）悟透了中国文化
（2）有非常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
他一辈子带兵打仗，
经历生死存亡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件，
见过的各色人等不知道有多少种，
所以他对人性对社会的理解就远远超出一般人。
（3）又特别善于总结，经常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总结成一个字、一句话。
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天道三忌：“忌巧、忌盈、忌贰”
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治事五到：身到、心到、脚到、手到、口到
课心课身六法：“敬、恕、诚、静、勤、润”
处事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凡此等等，都是领导者可以作为箴言来读的。这是曾国藩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二.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是理念。
曾国藩认为自己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进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功夫。
“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
“拙诚”：就是做事做人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做，实实在在地做。
他认为“天道忌巧”。
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
“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铢积寸累。
受之以虚，
将之以勤，
植之以刚，
贞之以恒，
帅之以诚，
勇猛精进，
坚苦卓绝。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
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看来，
曾国藩的领导力中，
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
但其大体，却是：
以卫道为激励之本、
以纯朴为用人之本、
以推诚为驭将之本、
以耐烦为治心之本、
以包容为处世之本、
以大局为决策之本、
以勤实为治事之本、
以力行为修身之本。
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以书生之身份从戎，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
在曾国藩看来，
可怕的还不是太平军的造反，
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
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
没有兵不必深忧，没有饷也不必痛哭。
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
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的关键，
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
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
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
“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
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
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
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
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
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其他军队的战斗力。
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曾国藩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
世道混乱的时候，
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
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
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
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
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
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
得到忠诚之人的帮助奋起矫正这种风气，
克己爱人，去伪崇拙，
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
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
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我们同乡的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用吗？
这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最好的总结。
可以说，
他的信念、抱负、道德、品格、毅力、胸怀和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
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暂时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用理念
所谓的“忠诚”、
所谓的“卫道”、
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
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
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
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
梁启超说：
曾国藩出生的时代：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
唯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讲求：
举世都不去讲求的学说，
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
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功业，
而他们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特立独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想到三湘大地。……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即使在举世混乱至极的时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
抑或说，正是在举世混乱至极的时候，
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
其卓立独行、涤荡人心的功效，
才更加不可阻止。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
儒家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
曾国藩与一般的儒生不一样的是，
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
以“拙诚”地“力行”的功夫，
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
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
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
一种是办事之人，
一种是传教之人。
三种就是曾国藩一般“办事兼传教”之人，而且是通过“传教”把事情给做成的。
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范仲淹、毛泽东。
从历史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仅仅着眼于做事，只能成就一般的事业。
伟大的事业背后一定是需要伟大的价值追求的。
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的道德判断，
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
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
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
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
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
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
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
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
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
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
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
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毛泽东所说的“传教”，可以说是点出了曾国藩关键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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