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村里小学升入初中，这所中学是全公社唯一一所初中学校，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尽管全社会都将目光集中学校的升学教育和教学质量上，但这所名叫三股地中学的中学，无论从教师的配置还是教学设施与初中办学的软硬件相差甚远，这是全国所有农村学校存在的普遍问题。
那时初中为二年制，全校四个教学班，两个初一班和两个初二班，那时小学为五年制，因此初一也称为六年级，初二称为七年级。我家离学校所在地三股地有八里多路，由于受学校条件所限不能住校，只能进入通校生的行列，每天早晨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再回家，那年我十三岁。
家中没有自行车，每天到校只能下步走，夏天还好点，冬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黑黢黢的夜空，只有东方的启明星闪烁着淡淡的幽光，走在西去的土路上，脚下发出沙沙的走路声，好像后边跟随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不敢回头看。有时受惊的野兔突然从路两旁的草丛中窜出，惊得你头发直立，头皮发麻，全身就像电流穿过，浑身嗖嗖发冷。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故事时说：每当夜晚，人的两个肩膀上就点上了两盏灯，鬼是不敢附体的，如果回一次头，就会吹灭一盏灯，当两盏灯吹灭后，鬼就爬到你的身体上，那就是鬼魂附体了。父亲给我讲故事时说：古时有人走夜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有人将两手搭在了他的两肩上，他不以为然地回头一看，结果是狼将两个前爪放在他的肩上，在他回头后的那刹那，狼就会咬住他的喉咙，最后变成了狼的食物。
每当我走在夜路上，心里不断安慰自己不要害怕，可却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母讲到的故事，越想越怕，真想回头看看，又怕吹灭自己的那两盏灯，一路犹豫，直到天亮。好在不长时间，天边就出现了亮亮的鱼肚白，此时如果迎头或者后边过来骑自行车的人，全身发紧的你，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顿时释然。
在我去三股地上学后不久，大姐家买了自行车，大姐和姐夫就让我骑他们家的自行车，只有偶尔家里有事，他们才会骑一次，平时成了我的专属座驾。后来三姐买了自行车，有将近半年时间我是骑着三姐的自行车上学的。
有自行车后就是不一样，每天上学时，村里的同学聚在一块，骑车走在路上，做着各种骑车的游戏，如：比慢车，看谁骑得更慢；赛快车，看谁骑得更快；骑车堵人，这个游戏一般是做恶剧，针对的是女孩子，看到迎面过来或从后边过来，我们挡占整个路面，就是不让道，遇到厉害的女孩，被一顿臭哭后，我们大笑着骑着车跑开了。玩着这些游戏，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那时的三股地中学，文革前从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很少，大多数老师还都是民办教育，初一除了英语老师，其他老师都是民办教师，英语老师是专门培训过三个月英语教学的老师，三个月的英语培训，水平不会高到哪里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百废待兴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刚开始上学，什么都新鲜，老师们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听课时，也观察老师们的各种上课的肢体特点，比如牛老师讲课时，右眼一眨，右嘴角总要向上一抽，两个耳朵也随着向上抖动一下。下课后我和同座位的兰成无论怎么眨右眼，耳朵也无动于衷，为此练习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出现效果。牛老师的右眉后半部分为白色的，我和兰成私下叫他白眉毛，当牛老师不在学校时，我俩就说：白眉不在。
生理卫生老师叫李生明，学生们私下里叫他“二关有”，讲课时，每说一句话，后边总要“唉”一声，我就在下边的小纸条上用笔画一横，下课后统计出多少个“唉”，再上课时继续，看哪一节课说的最多。有时李老师有点占课，我们就会悄悄地说：“下课吧，唉”。
时间久了，学生们对学校和老师都熟悉了，学生们行为要比开始时要松懈了好多，有迟到早退的、有上课说话的、有自己调整座位的、有上课做各种小动作的。兰成在开学不久，感觉到坐在前面上课不自由，就跑到了后边了，到了后边上课就比前边自由了，不在老师眼皮下，可以做些小动作了。
记得有一次，早晨第一节课为语文，那一节课好像是《挥手之间》，文章的内容是以重庆谈判为主线，写得是赫尔利到延安邀请毛主席到重庆，毛主席登机挥手的那些内容。牛老师正在分析文章的中心思想，突然“叭”的一声巨响从后面传来，无论是听课的、小声说话的、同位间做小动作的、爬在桌上睡觉的，都被这一声惊了起来，齐刷刷的回过头向后看去。牛老师气呼呼地冲向后边兰成和陈占山的座位，抓起兰成的左臂，向前一甩，兰成就从座位上甩到了教室中间，随后牛老师从后边赶了过去，用右脚猛地踹在兰成的屁股上，兰成如飞一样的冲上了讲台。牛老师走到讲台上，将兰成拉到讲台中间靠在黑板上，让他面对着同学们，然后问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玩气球“。兰成嘟囔着。
”我让你耍气球，我让你耍气球”。牛老师每说一次“我让你耍气球”，抓着兰成的头发，向后边黑板撞击着，脑袋撞着黑板咚咚作响。整个教室寂静森然，即使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响声，挥手之间，牛老师将兰成收拾干干净净。
那时开始了计划生育宣传，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家长是赤脚医生，那些免费的避孕套发不出去，他就从家里拿到教室，坐在教室后边的男同学经常吹起来当作气球玩。兰成上语文课时，在桌洞里吹着气球，不小心吹炸了，运气使然。
也许那时的学生皮糙肉厚吧，学生不要被打残变废，家长是不会找老师的麻烦，当时的老师是敢于管理学生的，至少教师多少还有点师道尊严的。开家长会时，好多家长会让老师严管自家的孩子，不听话让老师打。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套路，让学生快乐上课，要学生有尊严。我总觉得，让所有学生快乐上课，那就是不要上课。尊严往往是单向不可逆的，是经过自己努力挣来的，别人是给予不了的。
牛老师是我班的班主任，他是一名民办老师，家里的事务较多，下午有时会请假回去，时间一长，我们就掌握了这一规律。在七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的春天，下午牛老师没有来教室，同学们都知道牛老师回家去了，在下午上了两节后课，我找到在正后边玩得热烈的兰成，对他说：“白眉不在，我们回去”。
我俩轻松地骑着自行车，一边说着话，慢悠悠地从三股地、四股地，沿着向南的大道走着，道路两侧全部是四股地的水浇地，一片平坦，路边间或有些许房屋，那是浇灌的机房。我俩在由南向北的大路上走了一半时，我抬头一看，在路南的坡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坡上冲了下来，好像是牛老师，看来牛老师今天要回学校了，运气不好，迎头相遇了，该怎么办呢？我看到了路边有个机房，马上停下车来，对兰成说：“你等等，我去机房尿尿”。说着我把自行车放到路边的树后，就跑到机房的后边躲了起来。
兰成停下车来，看着机房，他没有发现牛老师，等他发现后，已经来不及躲藏了。
“陈兰成，你干啥去？”牛老师不高兴地问。
“牛老师，我有点肚子疼，想回去”。
牛老师用眼睛看了一下我放在树后的自行车，又骑上了自行车，淡淡地说了一句“回去吧”，就走了。
等牛老师走后，我才从机房的后边站起来，兰成把我怨了一路。
过了两天，班会时间，牛老师在班里强调纪律时，调侃道：“陈兰成，杜存宝，不上自习往家跑，看到老师拉屎尿，真是一对大活宝”。整个教室笑成一片，羞得我俩不敢抬头。
在三股地学习的二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逸事，构成了我快乐的上学生涯，偶尔想到，感觉到心里热热的，真得感谢那些培养我的老师们，也感谢那些对我充满友情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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