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他希望孙女的声音比银铃还要好听，所以给我取名叫‘金玲’。也许是名字里的祝福，我从小就是个大嗓门，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播音，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立志要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19岁，我如愿考上了新疆首届播音大专班。
我的小课老师肖阳是新疆有名的金嗓子，她的声音高亢明亮，干净清脆，穿透力极强。那种金属般漂亮的音质，是全班女生都梦寐以求的。
有一天，肖阳老师叫我起来播报一条新闻。听完之后，她摇头叹息：“你的语感很好，只可惜你的声音条件不好，低沉、暗哑、单薄、没有亮音。”
全班同学都听到了这句话。
“声音条件不好”，对一个学播音的意味着什么？
我仿佛当众被判了死刑，而且是凌迟。
我知道老师是喜欢我的，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满是惋惜。
从那天起，我失掉了底气，对自己的声音充满了嫌弃。我刻苦地练气息、练共鸣，拼命模仿老师的发声方式。不是说我的声音低沉暗哑吗？那我就抬高声音位置，捏挤着喉头发出高亢、明亮的声音。
还没毕业，我就进了一家有线电视台，再后来，我成为新闻主播。
那时，听过我播音又跟我在生活中交谈过的人都会吃惊地说：“你播音的声音和你平时说话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哦！”
我把那当成是表扬。播音不像自己的声音，这正是我追求的目标。
由于长期捏挤着喉头发声，我的嗓子经常出毛病，不是声带充血水肿，就是喉咙发炎，还不止一次地失过声。我的包里总是少不了西瓜霜、胖大海、金嗓子喉宝、黄氏响声丸。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喉镜检查。由于操作不当，取喉镜的时候，擦伤了咽壁，整条喉咙像着了火一样，连口水都没法咽下去了。
“声音条件不好”成为一道魔咒，让我无法摆脱。我既不喜欢自己播音时的声音，也不喜欢自己说话时的声音。听到自己的录音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可我明明又是热爱播音的啊！
后来，我离开了电视台，来到深圳，当了一名解说员。我心气依然很高，总想着有一天还是要回电视台去的。我用中央台的声音标准来解说。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中央电视台金话筒的颁奖晚会，我的同班同学王莉获得了主持人金话筒奖。在央视的晚会上看到我七八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我百感交集。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气质高雅、妙语连珠的最佳主持人。而我，却是一个赘肉横生、眼里只有老公孩子的景点解说员。
那一刻，我看到自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我现在的条件，重回电视台，是痴人说梦了。我心里一直憋着的那股劲儿全泄了。第二天解说的时候，我的声音全放下来了。
演出刚结束，表演部主任冲进门来：“金玲，你今天解说得太好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愣住了。
音响师也说：“是啊，金玲，今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好听，非常自然，非常舒服。”
音响师平时话不多，今天却一连用了三个“非常”。
我陷入了沉思。
这么多年，我一直苦苦地模仿别人的好声音，却原来，好声音就是做自己啊！
说也奇怪，当我不捏不挤，就用最舒服的方式发出真实的声音时，困扰我多年的咽喉疾病，竟然奇迹般地不治而愈了。我的嗓子越来越好用。
我的声音有点低、有点哑，那又如何？我接纳自己声音的所有特质。我不再想着去改变它。
当我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和自信的态度朗诵时，越来越多的人说我声音好听。我成为深圳朗诵艺术家协会的首批会员。
好声音就是真实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是有力量的。
2011年深圳的富士康发生了连环跳，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
深圳朗诵艺术家协会受命为富士康的工人们举办一场以“感恩”为主题的朗诵会。
朗诵会在一间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会议室举行，台下坐满了工人。我感觉到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得要结冰了。
每一个朗诵者都是全情投入，我们歌咏着故乡、青春和爱情。渐渐地，会场活起来了，掌声不再空洞无力了。
我是最后上场的，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像个悲壮的战士。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我朗诵肖复兴的散文名篇《母亲》，写的是他继母的真实故事。
我没有刻意煽情，就用最朴实的声音，讲述着我内心的感动。
观众们起初很安静。在我念到继母背着他去医院时，台下有泪光闪闪。念到继母为了两个不是亲生的孩子，让自己的女儿远嫁内蒙古时，台下有了唏嘘声。念到“我”第一次叫妈妈时，有人发出低低的哭声。念到父亲去世，母亲在家里弹棉花，攫线头，养活“我和弟弟”时，哭声像是会传染似的，连成一片。最后哭声越来越大，盖过了我的讲述声。
一位进行心理干预的专家说：“你们的声音太感人了，他们总算哭出来了。哭出来就好办了。”
原来好声音是有疗愈作用的。
现在，每当有人为自己的声音而苦恼，向我请教好声音的秘诀时，我都会说：“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好声音。一个人只有全然接纳自己的声音，才会发出好声音。”
你可别不信，这是我用十年的血泪换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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