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教育病理》读完发现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仔细梳理觉得作者出于情绪来写这本书的动机首先有待商榷，说自己善用辐射式的论述方法更像是在辩解。
用多角度来论证教育如何走到今日这般田地。仅仅只是找到很多个因素和现象加以说明，即便说不出什么不对，文中教育和各种因素的联系，仍然有些难以言说的模棱两可。
这让我再一次想到了笔者屡次诟病的高晓松先生。
《病理》的作者郑也夫先生是一位社会学教授。
联系起来又一次不得不让我想到了狭义的文科生——广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和研究者们。
郑先生自己就在书中提到人文科学与物理科学的差异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使两派人物形成了一种对抗，人文科学对物理学科不加了解，物理学一派也在排斥人文科学。
这样的态度无疑是打击学问的发展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本好书，因为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学，教育学都有精妙的描述。
但对主题教育仍然缺乏深层的逻辑链条。
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者所缺乏的，也正是自然学科所拥有的。
郑先生提到过多的知识反而会限制住一个人，貌似正是体现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所谓过多知识的人，我认为是那种故事张口就来，典故信手一捏，由于本身的博学，需要的“知识”挥之即来，于是说话实际不善于总结，而善于模仿。太容易得到答案于是省去了抽象推理的过程。
不是因为不努力，恰恰因为太努力摄取了过多的知识。
具象与抽象
主观与逻辑
是两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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