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从美国的商学院毕业后拿了咨询公司的offer回国，落户在北京。03年初因为先生在上海工作，公司很善解人意地同意了内部调动，将我转到上海办公室。当时正在做一个外地的项目，记得是一个周六趁着周末回到北京的机会打包搬家，好在那时只是在北京租房且住的时间不长，没有攒下多少东西，托运了几个行李箱，全家就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没曾想第二天北京市长出来正式公开承认北京发生了“非典”，接下来所有从北京去到外地的人都遭人侧目，在不少地方还被要求隔离。记得我的北京同事出差，不敢用北京身份证，决定改拿护照去宾馆登记，虽然护照上还是有发证地点，但毕竟护照上又是中文又是英文的，好像不太被注意，可以混过去。
调到上海后正好开始做一个新项目，是给一家跨国医药公司制定进入二三线城市乃至基层市场的策略，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去不同城市里不同级别的医院和医生做访谈。虽然出现了“非典”，但因为一开始主要只是广东和北京的情况严重些，而且那时还没有微信，大家并没有随时看到各种有关“非典”的报道，所以我们的项目还是按计划进行了。
我们的市场调研挑选了四川和山东两个省，从省会城市开始，再一路去到周边小一些的城市，并且从乡镇医院一直到村卫生站，力求充分采样。“非典”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大家都尽量不去医院了，医生倒是有空接受我们的访谈了。尤其是在中小城市的一二级医院，我们带上一些小礼物去医院直接敲门进去找医生，多半也不太遭到拒绝。但毕竟是“非典”期间，进出医院心里总是不免有些忐忑。
记得有一站是去山东威海，当时山东还没有一例“非典”，所以对外地人特别警惕，为了能够旅行顺利，我还事先在上海的医院拍了X光片，并开了健康证明。从上海乘飞机到烟台，上飞机前和飞机降落后都被要求量体温，从烟台到威海的公路上设有路障和关卡，有专人把守，要求路过车辆都停车查验身份证并量体温。好不容易晚上到了威海预定的酒店，正打算好好休息一下，却被告知不能马上入住，先是量体温，后来又说需要医生证明。我顿时觉得自己很有先见之明，兴高采烈地去包里翻我带来的健康证明，没想到前台服务员递过来一个地址，让我去当地医院，说外地医院开的证明不算数。于是大晚上的又打车赶去拍片子，量体温，折腾到近半夜才终于得以入住了。第二天发现我们所在的威海海边偌大的一个五星级宾馆，居然只入住了五六位客人（其中有我和我的两位同事）。一打听才知道，酒店对外宣布的是“因装修需要暂不营业”。不禁非常佩服我们公司的秘书，居然能为我们办好预定。酒店的员工也都大多放假回家了，但每天早上会有人来给我们煮些稀饭，蒸几个馒头。
我真正经历的恐慌是在四川，那时好像是四月份，有关“非典”的病例报道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出入医院，心里也越来越紧张。有一周先到成都，再包车去到宜宾，绵竹，原本每周末都会回上海的，但到了周五莫名其妙地感觉有些发烧。当时根本买不到体温计，也不敢去医院，只好取消了回上海的计划，一个人留在宾馆里，大量喝水并休息。脑海中出现的不是如果真的得了“非典”是不是会死的问题，而是在想这一周都接触了哪些人，如果真的得了“非典”传染给别人了怎么办。那时真切地体会到得了致命的传染病的人太可怜了，因为还要承受深深的负罪感。那种难以言表的恐慌，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碰上。幸好周六休息了一天，周日感觉一切正常了，想想可能只是工作太累了，让我又经历了如释重负，重获新生般的喜悦。
十七年过去了，这次国内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虽然身在异乡，但还是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发展。想想现如今尽管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但人还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我们对于大自然需要多一点敬畏之心，对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要多一点友善和关爱。很多时候的不得已，没有临到自己身上，那份幸运，是需要好好珍惜的。健康地生活，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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