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强皇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汉武帝的铁腕统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来代替之前的分封制。郡县制下，地方上的土地和人民都直属中央，长官也由中央任命；分封制下，则是诸侯世袭统治这块土地和人民。
从统一角度看，郡县制当然比分封制更有利，但也触及了分封诸侯们的切身利益，小动作不断。在残酷的维护皇权的政治斗争中，年纪轻轻的汉武帝就显露出了杀伐干脆的铁腕手段。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淮南王刘安的谋反案。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刘邦的儿子，历史上称为淮南厉王，当年就因被人告发谋反让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给收拾了；谁料想，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刘安又被告发谋反畏罪自缢了。
《史记》记载当时朝廷认定刘安谋反的动机主要是在太尉田蚡鼓动下，觊觎皇位：有一次刘安到长安，田蚡对他说，汉武帝现在还没有儿子，一旦驾崩，刘安以刘邦亲孙子的身份，很有希望继承皇位，于是刘安开始蓄养门客，阴谋策划。
这个动机猛一看，为了皇位铤而走险好像也蛮合理的，但仔细推敲，里面藏有疑点：
首先是年龄问题，《史记》说这次对话发生在建元二年，这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当时汉武帝17岁。刘安多大？司马迁没敢直接告诉我们，但是偷偷埋了一个雷：
司马迁把刘安的年纪藏在了他父亲淮南厉王刘长的传记中，“汉文帝八年，刘长死时，几个孩子都是七八岁，长子刘安继承了封号”。从这里可以推算出，建安二年刘安是41岁。
什么？17岁的汉武帝还没有儿子，所以41岁的刘安大有希望等汉武帝死了继承皇位？这样的思维正常吗？
而班固在《汉书》里面，直接把田蚡和刘安发生对话的时间点，即建安二年删除了。
司马迁想通过透露关键时间点告诉我们些信息，班固则反过来，把这个漏洞隐藏起来，仅从这一点就说明这个案子大有看头。
田蚡是谁？那是汉武帝的亲舅舅，为了讨好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淮南王，诅咒自己的皇帝外甥养不出儿子、得早死，你这是傻呀。
看来，司马迁和班固都知道刘安谋反罪是不成立的，只是一个不敢明说，一个不愿说明。
汉武帝为什么刻意要铲除淮南王和他亲舅舅田蚡呢？因为刘安和田蚡都喜欢养门客，身边聚集几百名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势力越大，就让汉武帝越没有安全感，这两人也就成为了皇权扩张路上的牺牲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凡成为巩固皇权路上的绊脚石，那必定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这一点上，汉武帝丝毫不比汉文帝手软。
为了加强皇权，不仅要铲除绊脚石，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思想要统一。
从秦末战争一直到汉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登基以前，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没有消停过，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到很大破坏，所以汉文帝登基后，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指导思想，旨在恢复社会元气，当时被称为“黄老学说”。
汉武帝登基以后，祖母窦太后一直垂帘听政，迟迟不肯放权。而窦太后想成功控制住政局，就必须牢牢地把自己和汉文帝以及汉文帝信奉的统治学说捆绑在一起。窦太后在世时，年轻的汉武帝迫于老祖母的威势，不得不让步。
建安六年，窦太后去世了，黄老学说失去了庇护人，儒学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开始反败为胜。但汉武帝对儒学就真的有兴趣吗？未必。虽然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另外黄老学说的无为实在不符合汉武帝要向外扩张的雄才大略。
元朔五年，汉武帝任命了一位新丞相公孙弘，自刘邦登基以来，中央政府共任命过十八位丞相，无一例外都来自贵族集团，但这第十九位的公孙弘首先不是贵族，另外他是位儒生。
对于任命公孙弘为丞相，三位史学家看法各不相同：
司马迁认为公孙弘虽是儒生但没有真才实学，靠的是放弃自己的主见与立场迎合汉武帝才做的大官。
而汉武帝选中公孙弘，恰恰因为公孙弘儒学修养差，又年老谙于世故，不会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违背皇帝的意志，所以公孙弘就成为了汉武帝树立起来的一个顺从皇权而取得富贵的典型。司马迁认为儒学遭遇权利诱惑不能保持纯正本色，是对儒学的伤害。
班固与司马迁的看法不同，因为班固生活在司马迁以后的一百多年，那时儒学已经越来越受重视，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班固对汉武帝的做法进行了肯定。
一千年以后宋朝的司马光认为尽管汉武帝用功名利禄引诱学者，儒学则借着这次机会，初步尝试和政权的结合，虽然结合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在让汉武帝避免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儒学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司马光认为，汉武帝是儒学登上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的引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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