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去世，苏轼成为当时第一学者。弟弟苏辙也平安回到了京师，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担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那些受“乌台诗案”牵连流放南方的朋友如今也都官居要职，包括王选驸马、王巩等在内。苏轼在黄州的老朋友特意赶来京师探望他。几年前和苏轼通信的黄庭坚也来见苏轼，正式拜在他的门下。
多年来苏轼在信中曾一再称赞过四名学士，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名声，大家公认，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后来又加了李腐和陈师道两人，成为“苏门六学士”。一边是盛极一时的名声，一边则是事事防备他的非议，宋朝的官制容易形成小团体，最终形成党争。
（苏轼还是没有改掉了文人的天真一旦到高处就有些忘记了官场的水有多深。）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朝廷曾尝试通过改组来简化官制，但这一次的尝试后仍然设有专责的宰相一职。内阁的连带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可以让宰相和阁员成为一体。所以司马光一死，政治场上的人不会论文学价值而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不同派别之间从来就是互为死敌。
比如以理学家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以苏轼为首的“四川派”。可笑的是，由记载和苏轼的退意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么意思。但是政敌不放过他，一心要与他狠斗。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十二月中到次年一月十一日，朝廷收到四五篇弹劾苏轼的状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进言。太后的懿旨笔墨未干，那批人就已抗命，于次日又上表论奏。苏轼不想答辩，却四度上表请求离京。十六日，太后在朝臣面前为苏轼辩护，甚至有意处罚弹劾苏轼的人。太后的态度震动了他，这时苏轼决定不求外放，要为这件事争斗到底。一月十七日他写了一封两干字的长信给皇帝，点明立场，责备政客小人。他维护允许意见不一的原则，最后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苏轼留任原职。
为了报答太后的赏识，他更坦白、更直率，在此后的两年中，他上交了不少策论和表状，争取能更多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议论发表得越多，他的反对派们自然越忌恨他。苏轼如同置身蛇窝中，苏夫人最明白他：“夫君，到京师不过两年，你白发越来越多，每日低声叹息，身体越来越差。如此说来，当初真不如不要留在这里，黄州虽苦，却幸福安康!”
苏轼心有戚戚焉。“夫人，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些情况。但这哪是我们选择得了的。不过，现在可以躲一躲了。”
一再请求之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三月十一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
临行前，依然是这京师，依然是这城墙，苏轼的心中装着的却已不再是曾经的心事了。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苦口婆心，皆是惜才之意。
苏轼跨在马上，大笑说：“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等着要替我做注解呢!”苏轼明白，自己只要一写诗，那些争相给自己上眼药的人，马上就会为他的诗增添一堆所谓的注解，都是为了借机打垮他。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七月，苏轼再次抵达杭州。这是一次抵达，更是一次回归。这一次，他担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四岁。
他弟弟苏辙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官运亨通，得以封翰林学士。受朝廷重用之后，那年冬天苏辙奉命出使契丹，历时四个月后妥善处理一切归来，赢得朝野称赞。
（苏辙是苏轼官场副本的样本，苏轼算是官场别具一格的文学家官员了。）
杭州的西湖映月仍在，湖上风月烟霞依然在。西湖边垂柳依依，游人如织。苏轼感觉像是久别回家之人，而杭州百姓听到他回来，都前来欢迎，他们夹道欢迎着归来的父母官。人们畅饮欢笑，心中感恩，他们的苏大人又回来了。
在这里，苏轼下定决心为杭州再添福祉。当时的太守官署在杭州市中心，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苏轼选择在葛岭寿星院一栋幽静的小屋内办公。
他在寒碧轩或雨奇轩内看公文，雨奇轩因他的西湖诗中“山色空蒙雨亦奇”一句而得名。有时候，他会去专门找个静心的地方办公。这一走就是离城十余里的高山，一般他是乘船由涌金门穿过湖泊向西走。这一池碧波，成就了一方山水。一路上景致盎然，放眼依然是满眼的绿。在普安寺用餐后，静心如思，苏轼会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一边谈笑一边完成当天的工作，批决公文“落笔如风雨”,办完事和僚属喝一杯，傍晚再骑马回家。
苏轼即便忙到再晚也是一脸喜气洋洋地回家，“离了京师，在杭州连呼吸都畅快了。”
一个老翁，一身官服，却是笑意不减。他要照顾好杭州，就像游子归来要好好照顾家人一般。苏轼尽力支援州学学士，那时的杭州城存在许多问题：官舍陈旧，军营漏雨，军备残破不堪，城门楼的屋顶可以望见天空。这些都是百年以上的建筑，是钱王时代建立的。阴雨的天气，绵延不绝的雾，津台雾锁。远处高大的乔木微微摇晃，前几任太守曾自筑新居，撇下旧房子，甚至曾有一栋房子倒塌，压死过人。
苏轼专门向太后上书，要求拨款四万贯重新修筑杭州城里所有的官舍、城门、楼塔、谷仓，算下来一共是二十七处场所。要知道当时的杭州已经有了五十万人口，却连一处官家医署都没有。而且杭州本身人流量大，人口多，再加上钱塘江口地带海陆游客云集，南来北往频繁，很容易传染瘟疫。
苏轼到杭州不久就遇上了一场大瘟疫。他几经打听，听说有几种药方相当灵验，让医师验过之后，苏轼令人用大字抄下药方，以布告方式贴在人口稠密处，大为宣扬，让普通百姓都知道。布告虽然贴了，但苏轼对于这种零碎、没有组织的救病工作并不满意，他从政府金库中划拨出了两干缗，自掏腰包捐了五十两金子，在中心众安桥建了“安乐坊”,这也许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的人生真的丰富多彩，思想也是天马行空，是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如果不是苏轼的文采盖过了所有，那么就凭他做的事情在历史上应该也有名号的。）
每天安乐坊的门口都排着长队，都是来看病抓药的百姓们。粗略一算，三年里安乐坊至少为一千个病人看过病。后来病人越来越多，搬到湖边之后才改名为“安济坊”。这座安济坊在苏轼离开后还继续经营着，成为了杭州人民最信赖的医馆。
但是当时令苏轼最伤脑筋的是还是杭州的用水问题。因为杭州市区有运河，长年累月的淤泥让市区居民用水极为不便。从杭州建市起，唐朝时一位大臣曾经开发过西湖，那一次的开发让整个杭州城中居民有了清水。但积年累月下来，到苏轼之前，杭州西湖其实在不断缩小，水越来越少，几乎半个西湖已被葑草覆盖。
苏轼决心疏浚西湖，由工程难度来看，这是一件小事，只要清除野草就行了。苏轼请教前辈，天天都在西湖边守着，记录和视察着运河水位的情况，最后制订出了一个清淤、清理整个运河区的计划。这是苏轼在杭州最大的一个工程，从十月份，一直到次年四月才得以完成。
上书朝廷之后，苏轼的请求得到获准，他马上招募了几千名工人和船夫开始动工修湖。因为做事效率高，待遇好，又是为自己家乡做事，所以请来的工人们干劲十足，这项工程仅用四个月就完工了。那些天里，苏轼每天都在西湖边上守着，人虽然瘦了，眼睛却明亮得像一盏灯。
（苏轼热爱杭州，也想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所作为，可以看出他虽然辛苦但是非常有激情。这是累并快乐着的文豪，我们可以想象出恢复了年少激情的老苏。希望这样的时光多停留一些。）
每日监督着工事的进展，一日他灵光一现，决定用挖出来的野草和泥土建长堤。当时湖岸房舍密集，有不少富家宅院立在岸边，但是西湖湖面宽，如果住在南岸的人要想步行到北岸，那么就必须绕过两里的岸边。苏轼的设想是把长堤修成直线，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帮助行人缩短行程，还能处理掉挖出来的淤泥和野草，长堤还能变成雅致的漫步场所。这道长堤便是如今著名的西湖苏堤。
在苏轼的设计下，用野草与泥土构成的长堤上有六座拱桥，共建了九座亭阁。因为这一壮举，苏轼成为整个杭州城的荣耀和百姓交口称赞的父母官。在其生前杭州人就把其中一座亭阁立作他的生祠，里面挂了苏轼的画像，经常有人进去膜拜，一边追思他的功劳，一边祈祷他安乐安康。
生祠这件事对苏轼震动很大，他口中自谦“受不起，也不敢受”,心里却感动不已，杭州百姓待自己简直就像自家人。
（其实，相比京都深陷朝堂波诡云谲的争斗中，苏轼在地方的任职都比较畅快。下面更靠近老百姓，能做更多的实事儿。）
当然，如何使西湖永远不生葑草也是一个大问题。苏轼灵机一动，他把岸边的湖面开垦了出来，交给农夫种菱角。为了提高菱角的产量，农夫自会定期负责除草工作。
供水问题和运河交通同等重要，为了做好这件事，苏轼试行了不少措施。他先是把西湖的山泉引入了城内。本来围绕着西湖就有六个水库分布在城中，可惜由于净水干管损坏，经常吃不到干净水。要知道十八年前苏轼到本区担任过通判，他在任上时曾经协修过干管，所以他非常清楚干管的情况。时隔十八年，现在西湖布满水草，草根夹着淤泥，湖床不断升高，干管损坏，市民都喝带盐的水，不然就要花钱买湖水，每斗水要一文钱。
苏轼请教以前曾监修过干管的老和尚，老和尚说：“干管由大竹筒接成，不能耐久，最好把干管全换成陶制韧管，上下以石板保护。”
苏轼闻言，当下大笔一挥：“全换成陶管!”
要接通长达几百米的陶管，由一个水库通向另一个水库，苏轼怎么不明白这是一个昂贵的计划?而苏轼更进了一步，他把湖水引入北郊的两个新水库，供应军营用水。他身为军事统领，派一干名士兵工作，将一切都办得十分妥帖。这套工程系统发生作用后，运河水深八尺，城内供水源源不断，疏通城内盐桥河的费用也免除了。
（苏轼大搞基建，疏浚西湖，堪称利在千秋的惠民工程，值得称颂。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功绩比写诗更有意义，也有趣多了。以前喜欢看诗歌这类虚无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更喜欢看实际的东西。人的智慧体现在行动上才能留下真正的痕迹。）
苏轼想做的还有很多，他还想开发江苏运河系统，在苏州城外施行拖船驳运计划——日后开发阜阳的西湖，与杭州西湖异曲同工。但没等他去实现这些计划，朝廷再次把他召了回去。
（苏轼在杭州呆得时间不多，大概两年，但是办了不少实事儿，大概也是他官场生涯最后的高光时刻了。）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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