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起的名著片段，不是《战争与和平》，不是《包法利夫人》，不是《安娜卡列尼娜》，也不是《红楼梦》，而是不太出名的自称二流作家之首的毛姆所写的《面纱》。
小说讲在殖民地工作的沃尔特，在猜想到妻子出轨后带她前往当时霍乱流行的中国南方小镇，结果妻子没事，他却因为感染霍乱而死的故事。他临死前到底有没有怨恨过妻子，人之常情也许是有的吧，不过弥留之际他也没力气去怨恨，却只说了一句“死的却是狗”。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正因为这句神秘的言语让人欲罢不能。
毛姆仿佛一个手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在不动声色甚至略显冷漠和漫不经心间忽然让你一窥生活的真相。多数人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真相，只有他敢于把这一切揭露给你看，还不无讽刺地嘲笑你吃惊的面孔，让人又恨又气又爱，欲罢不能。
一个善良的人救了一只狗，最后狗因为一己私欲（和人一样）咬伤这个善人，所有人谴责这只狗疯了，并坚信善人会死，但最后善人痊愈了，而狗死了。这其中善恶的转变让人唏嘘。
但当我读杜拉斯的传记时，我才明白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凯蒂，因为殖民地的生活对白人来说既是自由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放。“那些社会名流的夫人们活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水性杨花，郁郁寡欢，在湿热的阳光下萎靡不振，心中总有某种致命的烦恼，苍白的脸色使那烦恼更加严重。”
所以杜拉斯笔下的《情人》不光是作者自传性质的精神诉说，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一种反抗嘲讽，对边缘白人生活的蔑视，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经母亲的许可，她敲诈了他五百皮阿斯特，这是定居巴黎所需要的，她在《情人》里写到。对堤岸区某银行家的儿子进行诱惑，这仿佛是个游戏，因为在生活的磨砺中，她潜藏的暴力欲望需要一个出口，而这个人只是恰好出现在那里。
原来在那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文学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拼凑出生活的部分真相与片段。在这里杜拉斯的《情人》与《面纱》与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都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作为最富有的作家毛姆在近百年前游历东南亚许多国家，他也来到过中国，这些都被他写进游记和小说。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殖民风貌和世情百态，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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