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知中·以侠之名》

记《知中·以侠之名》

        这本书粗浅地梳理了侠的由来，发展，武侠小说的源流，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还原了侠文化、武侠小说一开始的面目。侠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理想人格，如同美国牛仔、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在其本国地位一样。但侠与这三者的不同在于，侠是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是社会的离心力量，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威权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另外三者却是统治阶级的拥护者、执法者。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可以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由于不满现有的固定位置，自觉处在边缘状态，这种情怀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是对平庸生活的反叛。

          武是最初侠区别于其他社会身份的特质。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士人善文者为儒善武者叫侠，由此出现了“侠”这个身份。但这种身份不是天生的，是一个人在做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道义。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流离无定所是大部分士人的常态，周游列国游走于不同的阶层、文化、种族间所以叫游侠；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士人与卿贵为食客也是常事，所以又叫侠客。自产生以来，文儒就被统治阶级所拉拢，成为他们的合作对象，建立军工的士人同样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但“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的侠士尽管具备相似的才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自战国秦汉已降，侠就只能在政治与法律的夹缝中勉强生存。司马迁所赞颂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他的时代已及不可见了。虽然唐朝有大量的诗篇歌颂侠客，任侠之风昌盛，但唐朝的豪侠已经逐渐偏离了司马迁对游侠的定义，逐渐与统治者产生联系，甚至介入到政治纷争中去。豪侠的普世信义观念已被私人恩义所取代，与其服务对象多少有种依附关系。宋朝重文抑武，衍生出了儒侠，变成了对某些特立独行又彰显了侠义精神的文人的褒奖。此时封建制度已经趋于成熟、秩序化，真正的游侠已经失去能生长壮大的社会土壤，侠客由屈服走向了衰亡。到了明朝，市井中的侠已经是绿林好汉，贼寇匪类，干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我们心中景仰的侠客其实只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概念，现实已不再允许这种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