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么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
讲得明白些，就是人生在世，怎能不讲利？
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生的艺术、生活，等等，都是以求利为目的。
如果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
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乎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
即使出家学道，也是为了成仙成佛，这何尝不是求利？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已经思考过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义与利这千古一辩。
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于是遭遇了这句问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
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可见，人们追求有用或没用的东西都是利，只不过有大利、小利之别而已。
人与人的追求不同，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够对自己产生“利用安身”的价值的东西也不同。
有的人求子孙满堂，得之，心满意足；
有的人求福如东海，得之，心中无憾；
有的人求无上智慧，得之，最是得意；
有的人求万事如意，得之，甚为欢喜；
有的人求名扬四海，得之，心中风光无限；
有的人求家财万贯，得之，幸福无比。
但是无沦是求喜求乐求名求财，说穿了，求的还是一个利。
世人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为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悠然处世的典范。
但他去除名利的束缚，求来的却是另一种利，这对陶渊明来说也许是一种大利，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毅然抛弃了世人所向往的官阶财富，而选择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以取得心灵的宁静，保持心中那份做人的崇高感。
像陶渊明这样求大利益而抛弃小名利的人还有很多，例如越国富可敌国的范蠡，更是在身居高位、家财万贯时毅然弃之，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范蠡认为经商于他来说是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
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清代徐公修有诗云：”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
可范蠡真的是不求利吗？范蠡离开越国前曾给越国大夫文种写了封信，大意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据《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记述，文种不听范蠡忠告，后遭勾践猜忌，伏剑自尽。同为越国重臣，一功成身退而生，一身在高位而死。这让我们看出范蠡是如何保全自己，这不也是一种利吗？生命，难道不是人生的大利？
“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
“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祸福。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为时己晚了。”
“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其实纵观人的一生，人们都在围绕着利这个圆点，不停地做着圆周运动，追求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圆就大一些，人也就跑得累一些；
追求的东西少，圆就小一些，自会轻松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个圆总是存在。
难怪司马迁在自己的巨著中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这一叹，固有对世人追逐现实名利的无奈，却也说明了人生天地间，利用安身的道理。
——《南怀瑾的32堂国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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