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的武汉

写于2020年2月12的这篇文章发到简书一天后，就被平台锁住了，至今不知道原因，再发一次试试。

2021年暑假，我又一次经过武汉，停留了一夜，住在武汉汉街，老郑和我们一起。到达的晚上，她带我们去东湖边的一家土菜馆，饭菜好吃极了，有一道“洪湖三宝”正当时令，堪称最佳。第二天，舅舅舅妈和表妹冒着大雨，专程来汉街请我们吃午餐，劫后重逢，倍感珍贵，尽在不言。

经过的武汉

最后一次到武汉，是去年的正月。

我带小顺从盐城取道武汉回宜昌，那天飞机严重晚点，到武昌的酒店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老郑眼巴巴等了一晚上，最后只好从餐厅打包了菜带到房间给我吃。

第二天武汉阴雨，从酒店窗户看出去城市高楼林立，冷峻，陌生。我们打车直接去了汉口火车站，车过长江二桥的时候，江上雾蒙蒙，天阴沉。

后来五一和十一又两次从宜昌回京，高铁停靠武汉的时候，给老郑发个微信。她工作忙，消息回来的时候我们已到郑州。

我就这样一次次经过武汉。有时候时间宽裕、机缘巧合，便会短暂停留，和朋友吃顿饭，或者去武大看个樱花什么的。去年小顺学会了背几首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本计划今年带他去看真的黄鹤楼。

记得15年初冬我和侄女带小朋友去完广州长隆动物园，就坐四小时高铁到武汉。那次住在东湖边，晚上和老郑、朱同学几个聚在“亢龙太子”吃湖北菜，还见到了朱同学的新婚妻子。第二天我们去游东湖，赶上降温，很冷，但是湖水清莹莹，别有一番静谧的美。我们坐了辆电瓶车绕湖观赏一圈，出来随便找了家餐厅，喝到了其貌不扬却鲜美惊人的排骨莲藕汤。

15年的春天，小顺还不满一岁的时候，我们从苏州回宜昌，大姐喜欢看花，那时三月下旬正好是武大的樱花季，我就拜托三牛帮忙定了武大校园里珞珈山庄的房间。那次是朱同学去汉口火车站接我们，一下车，天气躁热。交通拥堵，我们乘地铁去武大，出来路面上车流滚滚，人潮汹涌，我不辨东西，茫然跟着走了很远，觉得武汉怎么又嘈杂又慌乱。晚上等小顺睡着以后，我一个人溜出房间，一出山庄，就是樱花大道。从树下仰望，夜樱果然是另外一种美，衬着夜空像一丛丛皎洁的月光。

这些年除了路过，好像专程去武汉玩耍，能记起来的也就两次。

一次是和朋友从北京去看周笔笔演唱会，同为歌迷的武汉的吴医生请我们去户部巷过了一个丰富的早，然后带我们逛到长江大桥前的经典留影地拍了张照片。

另一次是2012年春天，我一个人去看樱花。老郑安排我住她相熟的青年旅店的房间，房间两面都是朝着园子的大窗户，早上一醒来就听见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在雨棚上，空气甜美清新，让我有一种感觉：武汉是一座骨子里温柔的城市。如果不是美味的早点等着我，我想一直躺在那里听雨声。白天老郑上班，我冒着春日细雨去武大看樱花。也许是那时心情闲适，觉得那次的樱花特别曼妙，当得起花动全城、天下闻名。

在那之前的十多年，武汉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那时高铁未通，宜昌有特快火车和飞机直达北京，我与武汉没有交集。也许有过，但遗忘了。

在那之前则是一段密切接触的前尘往事：1997-1998年，我曾经好几次来来往往，在武汉呆过挺长的一段时间。但我对那个武汉的记忆，早已在城市高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失落了。

97香港回归，我和小红在湖北大学门口的投影厅看的直播；我们在沙湖边看露天电影，被蚊子咬得很惨；我们在夜晚才摆出来营业的露天卡拉OK唱范晓萱的歌。我准备去湖北电视台暑期实习，不记得这是不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只记得武汉高校周边红尘万丈的景象惊呆了我，那些环伺林立的小食店、烧烤店、录像厅、歌厅叫我眼花缭乱。而校门口卖玉兰花和栀子花的老婆婆又让每个清晨变得沁人心脾。

97年夏天我在湖北电视台一个记录武汉平民故事的栏目组实习，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借住在她表姐的单位宿舍里，每天从洪山体育馆附近坐小巴到位于螃蟹岬的湖北电视台。小巴司机每次都会喊“兜里走”。尴尬的是，湖北电视台的位置离大道还有将近1公里，下了小巴，运气好我能叫到一辆三轮摩托车——武汉话叫“麻木”——这种车在突突开着的过程中颤抖得厉害，坐在上面感觉全身麻麻的。那时武汉小偷盛行，有一天我下了小巴没走出几步，便衣警察跟上来，说刚才车上有人把我钱包偷走了，人他们已经抓住，钱包还给我，让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我这才如梦方醒。

我在电视台的实习不过是跟着记者们出去拍摄，帮忙打打灯、举举话筒而已。我曾经尝试自己找选题，跑到汉口一个单位联系采访对象，但是因为太怯懦遭到了挫败，对方的傲慢无礼让我深受打击。

在武汉期间我拜访了我的表舅，他是比我大十几届的校友，在湖北电台工作。我去他家的时候好像赶上一个节日，他亲自下厨，把手写的丰盛菜单贴在厨房的门框上，过了一会儿，我时髦美丽的舅妈从商场购物尽兴归来。他们带给我大城市日常生活的鲜活直观印象。

我去找了李鸿谷哥哥和严姐姐，他们是我三姐夫的发小和同学，宜昌人。鸿谷哥当时是《长江日报》文化副刊的编辑，我在学校就看过他的文章。他俩带我去江汉路吃饭，严姐姐戴着一副新买的太阳镜。后来，我跟着他们去打保龄球，那会儿他俩很喜欢打保龄，严姐姐还自己置办了一只保龄球。

中间谈到我毕业和找工作的事。鸿谷哥就讲，他大学上的是体育专业，但是毕业的时候想进《长江日报》当记者。那还是学校分配工作的年代，他连报社的门都进不去，便买了很多的《长江日报》天天看，细细研究，然后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寄给总编，阐述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对报纸的看法，然后他就如愿进去了。他托了严姐姐的学校辅导员帮她找能留武汉的工作单位，送了一台自行车做谢礼，后来辅导员并没有帮忙，他很耿直地又把自行车给要回来了。

他俩说着这些故事嘻嘻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打心底里羡慕他们，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在他们家的时候严姐姐拿出一条漂亮的白裙子要送给我，但是我太自惭形秽，没好意思接受。

后来有一次我还进了长江日报大楼，鸿谷哥带我参观编辑部。他们的文化版在周末出刊，那天晚上正好赶上清版，我趁机读了大样上的几篇文章。那些文章题材新颖，文字洋气，很有风格。其间，有一个女编辑从隔壁过来借火柴吸烟，她穿着白衬衫，留着一个很个性的短发，又美又酷，我看呆了。（鸿谷哥他们没过两年就把家搬到了北京，现在他是《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主编。）

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武汉是一个文化之都，当红作家池莉、方方的都市小说风靡全国；武汉的报业也很发达，我在学校阅览室读过鄢烈山的时评、李皖的乐评。

当时有机会接触到离这个圈子很近的人，我心生仰慕，十分向往，却恨自己才疏学浅，最后决定还是去考电视台。因为我们学校是广电系统的，毕业生进省台还算相对容易。

所以98年春我再次从北京去了武汉，在湖北电视台做毕业实习，后来又去参加湖北广电厅的统一招考。

那年春天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在放《泰坦尼克号》的My heart will go on，我进了一个新闻调查类栏目，算是真正体验了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作。我还跟着记者去黄石出了趟差，追踪报道一起商业纠纷案。

这次我借住在艳丽同学的宿舍，华师大位于武大高校圈的中央，我再次震惊于武汉大学生生活的丰富繁华，校园里的饭菜便宜又好吃。武汉人的早餐有那么多选择，相比热干面，我更喜欢宽的细的圆的扁的配各种浇头的粉。

与冠冕堂皇大而化之的北京截然相反，武汉拥有细腻的市井生活，街面上有很多勤勤恳恳做着的小生意。我最爱夜市的烧烤，傍晚时在街上走着走着，寻一处合心意的摊子坐下，叫一瓶冰啤酒和同伴分享。烧烤的食材里有一种微微发酵过的软嫩豆腐块，本地人叫“干子”，烤得滋滋响，撒一层调料粉香气四溢，特别好吃。

我学会了周末坐公交车从武昌到汉口去逛街，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得好像要飞起来，乘车人必须紧紧抓住把手才不会被甩出去，但是可以很快地到达目的地。武汉的女孩子很漂亮，说武汉话时有一股特别的温柔味道。但是上了年纪的武汉女人很彪悍，当然也很能干。

那段时间看了很多池莉的小说，她笔下的主人公从武昌坐轮渡过江的描写在我心里有了直观的画面。在长江边长大，我对靠江亲水的城市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觉得“江城”二字好像自带一种静水流深的气质。我想，毕业后如果能够留在省城工作和生活，应该很不错。

省广电厅的毕业生招考声势浩大，有好几道程序，很正式很严格。我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的时候面对一排森严的考官也很从容。我实习的新闻部领导给了我很好的评定，我想自己应该没有什么理由不被录取，回北京的时候信心满满。

没想到，回去以后便迟迟没有消息。拜托我表舅帮忙去问他在电视台的同学，得到的答复是：“递条子”的人太多了，厅里一时难以平衡定夺，让继续等。一直到6月份，我们班所有人的工作去向确定，我都已经签好北京的一家单位，办完留京手续后，湖北电视台的录取通知书才终于寄到我们学校。我拿在手里想了一天，把它给撕了。

但是很快我就后悔了。98年夏天特大洪灾，我在新单位办公室里每天看报纸，洪水围城，惊涛骇浪，惊心动魄。而自己是一个逃兵，是什么也帮不上、什么也做不了的废人。

一如2020年这个漫长的春节，我也只能在北京家中每天刷着手机上的消息，心如刀割。

20200212